第19章 每场战争总得有个结束

 《我的美国之路》

  1月16日至17日夜间,我几乎整夜未睡,不断地接电话打电话,并用眼角的余光看着电视。在我们发动这场战争的当时,电视将现场实况以卫星传送方式从敌国首都转播出来。华盛顿时间凌晨5时刚过,施瓦茨科普夫给我打电话,传来空战的首份综合报告。诺姆是个有经验的职业军人,不会因初胜而忘乎所以,但也难以掩饰激动心情。他对我说:“我们出动了850架次,命中了大部分目标。”伊拉克主要的生物武器和核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西部的防空系统被摧毁,补给品仓库陷入一片火海,两个“飞毛腿”导弹发射场已被破坏。他接着说:“巴格达闹市区的国际电话电报大楼大火冲天。我们还炸毁了萨达姆的一个行宫。”

  这是个好消息。我迫不及待地问道:“损失如何?”

  他说:“科林,令人难以置信。”迄今为止好像只有两架飞机被击落,而我们原先预计第一次出击将可能损失约75架飞机。我们的F—117A隐形战斗机像一群幽灵一样通过伊拉克的防空系统进入目标上空。这种飞机以前只在巴拿马的战斗中使用过一次。伊拉克的防空火力乱糟糟的,缺乏战斗力。伊拉克空军的飞机几乎无法升空。这就是整个第一天的战况,几乎是所向披靡。

  仅就空中交通管制而言,它就是一个惊人的奇迹。第一夜,共有700架多国部队的作战飞机袭击伊拉克。战斗中首次发射了巡航导弹。160架加油机盘旋在空中给空中机群加油。管制这一群群的战斗机、轰炸机、加油机和导弹的任务使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相形见绌,显得像个县级机场。

  首次打击后,我看到一个电视台记者将他的话筒举到一个年轻飞行员的胸前,这位飞行员执行首次作战任务后刚下战机,头盔夹在腋窝下,氧气软管晃动着,满脸汗痕,头发杂乱。回答完记者的问题后,飞行员刚要走开,忽然又转过身来对着摄像机说:“感谢上帝,保佑我完成任务安全返回。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善良妇女的爱。感谢上帝,我是一个美国人和美国战斗机飞行员。”我坐在那里,激动不已。这就是我要全国上下看到的军人形象,他们不是人们固有成见中的那些不知来自何处的痞子,而是聪明伶俐、士气高昂、热爱祖国的年轻美国人,是出类拔萃之辈。

  第一天的兴高采烈实际上造成了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沃尔夫·布利策尔从五角大楼所做的报道,使人感到剩下要做的事情好像只是组织祝捷游行了。我给国防部发言人皮特·威廉斯打了个电话。“皮特,”我说,“告诉布利策尔和其他新闻记者降点温。战争才开始,这不是球赛的结束。”在这种瞬时信息时代,人们往往期待瞬时结果。在随后的几天里,人们的心情很快从兴高采烈转为灰心丧气。我们为什么还未打赢?出问题了吗?事实真相是,尽管遭到沉重打击,与空中力量的狂热鼓吹者们的期望大相径庭,但伊拉克人丝毫没有表现出要屈膝投降的迹象。

  22日上午,我上楼去见国防部长切尼。“迪克”我们得采取行动以正视听。”我说。当时,美国人民只在电视上看到来自沙特阿拉伯和五角大楼的战况通报会。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解释过战争的进展情况。“得有人做这件事。”我说。

  “我们明天举行记者招待会。”迪克决定说。

  我接着叫来了标图人员,让他们制作一些地图。除了详细通报作战情况外,我还想讲一点体现此次作战实质的有感染力的话。当天下午,我坐在办公桌前冥思苦想,字斟句酌地为记者招待会做发言准备。我凑成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将切断伊拉克军队,使它孤立无援。”不,切断它并“攻击”它。或许可改成:切断它并“歼灭”它。更贴切些,但我仍不满意。我要的是铿锵有力、不会被人误解和简洁明了的字句。副主席戴夫·杰里迈亚海军上将是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他总是留心守候着我。这时他来到我办公室,“戴夫,”我说,“我想让你听听我写的东西。‘这是我们对付伊拉克军队的计划。

  首先,我们打算切断它,然后再歼灭它。”

  戴夫流露出略显不安的神色。“听起来有点露骨,”他说,“你非得这么说不可吗?”

  比尔·斯马伦进来讨论记者招待会的安排问题。我把我的稿子又重复了一遍。斯马伦睁大了双眼。“是不是太激烈了?”我问。

  “不会让人产生任何误解。”比尔回答说。

  第二天下午2点,切尼和我在E翼2层的情况通报室举

  行记者招待会。迪克先开头,作了简短的评论,并且概括说萨达姆·侯赛因“不可能改变战争的基本进程。他将被打败。”

  他接着让我唱主角。

  我解释了作战计划。我们首先使用空中力量摧毁伊拉克的防空、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使敌人变成聋子、哑巴和瞎子。然后我们打算彻底破坏支援其在科威特驻军的后勤系统,其中包括伊拉克的军事设施、工厂和仓库。然后我们将向伊拉克在科威特的占领军发起进攻。

  我的介绍开头有意轻描淡写和不动声色,然后我抛出了关键性的警句:“我们对付这支军队的战略十分简单,首先我们要切断它,然后歼灭它。”这些字眼当晚上了电视的新闻报道,翌日又登载在各家报纸上。它们达到了我企求的目的。它们让全世界——特别是伊拉克——明白无误地了解我们的战争目的。

  我走到作战图前描述炸弹造成的损坏时说:“我已对它们作了删节处理,你们不可能真正弄清我所谈的内容,因为我不想让伊拉克了解我所谈的内容。”而且我又笑着补充说:“但相信我的话。”记者们好像被逗乐了,而且未再追问我。

  由于空中战争在继续,有一回我对媒体不大坦率,后来对此作了道歉。施瓦茨科普夫从利雅得通报情况,他出现在电视上的形象是身材魁伟,富有自信心,谈吐诙谐,令人感到欣慰。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诺姆放映了录像片,显示我们的一枚灵巧炸弹向着4个圆柱形物体疾驰而去。由于屏慕上出现直接命中造成的爆炸图像,像日本“任天堂”电子游戏一样激动人心。他宣称4枚“飞毛腿”导弹发射架已被炸毁。

  它们被炸坏了吗?我的情报官迈克·麦康纳尔海军少将过了一小时左右来见我。“主席先生,出问题了,”迈克说,“我们认为这些东西不是‘飞毛腿’导弹,它们是停在路侧停车带的4台约旦油罐车。”

  “你打哪知道的?”我问道。

  “施瓦茨科普夫参谋部的一名上尉,一位分析员说的。”麦康纳尔说。

  “那就让这名上尉给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去电话,说他们搞错了。”

  “那里没有人敢对施瓦茨科普夫说他搞错了。”麦康纳尔说。

  “那到底怎样让他了解呢?”我问道。我按下电话机键盘上的一个按钮。中央总部司令立即拿起电话。“嘿,诺姆,”我向他说明了麦康纳尔刚才告诉我的话。

  我突然感到电话机像块滚烫的石头。“不是‘飞毛腿’!好啊!舒舒服服坐在华盛顿办公室的那帮子损起人来多轻巧?我难道就不能得到什么人的支持吗?”

  “别激动,”我说,“我们的信息是你自己的参谋人员提供的。让你的情报人员再对袭击目标做一下分析,我们过会再谈。现在不要争论了。”

  诺姆不久就回来电话。“老天作证,”他说,“它们是‘飞毛腿’,确定无疑。那位分析员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他就不如其他人称职。但我告诉你,这种胡言乱语真叫人受不了,让我上电视,然后指使你的部下事后指责我。”

  “这只是为了保护你的信誉,”我说,“这是一种宝贵的财产。”

  第二天,我们的照相侦察专家给我拿来了难以否认的照片,那是4台油罐车烧毁了的外壳,肯定不是“飞毛腿”导弹发射架。我未再深究此事,没有加以纠正。诺姆身上的担子不轻,使他保持镇定自若至关重要,因此我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但是事情总会水落石出,当时恰好有一位有线新闻电视网摄影记者从地面拍下了被摧毁车辆的照片。传播媒体的另一个有效的规律:主动认错比让人抓住辫子要明智。

  “飞毛腿”导弹是一种成本低廉,制作粗糙,精度不高的苏制武器。在苏伊友好的日子里,俄国人向伊拉克人提供了数百枚这种导弹,其射程不足300英里,而且只能携带一个小弹头。“飞毛腿”导弹是伊拉克人使用的惟一空中进攻性武器。他们将两枚导弹焊接起来以提高射程,但这种导弹飞行时定向性很差,而且只能携带160磅的弹头。如果这些“飞毛腿”导弹打到距目标2英里范围内,就算命中了目标。不过,城市是适于这种导弹攻击的大面积目标,而且有些国家的城市又处在其射程之内。所以当“飞毛腿”导弹开始落到特拉维夫和海法时,以色列人本能地想进行回击。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都不愿被人看成是无能保护它的人民免受来自阿拉伯的攻击的政府。然而,如果我们要想维护联盟的阿拉伯根基,我们就得不让以色列人插手这场战争。就这样,“飞毛腿”这种低劣的军事武器变成了伊拉克人手中很有用的政治武器,因为以色列人开始计划自己接管寻猎“飞毛腿”导弹的任务。

  1月28日,切尼要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我到他的办公室。3名态度非常坚决的以色列人也将光临。他说他们是:以色列大使馆国防武官海军少将亚伯拉罕·本—肖香,以色列国防部局长戴维·艾弗里,以及以军副参谋长埃胡德·巴拉克将军。我们6人围坐在切尼的办公桌旁听取以色列人的打算:对伊拉克西部沙漠地进行陆空联合突击,搜索和摧毁“飞毛腿”发射架。计划很大胆,但会给联盟造成灾难性的政治问题。我问我可不可与巴拉克单独谈谈,军人对军人。我们两人转到了我的办公室。

  “伊拉克的导弹攻击对我国人民起着破坏士气的作用。”巴拉克开始说,我进行反驳,提到我们正用“爱国者”导弹击落“飞毛腿”导弹。他回答说,效果不够好。有些“飞毛腿”仍突防成功,使以色列平民人心惶惶。“你必须理解我们,”巴拉克继续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容许他人在我们的防区内威胁他们的生命是难以容忍的。我们想参与。”我重申了关于联盟脆弱性的人所熟悉的论点。“如果我们不参与清除‘飞毛腿’导弹,”巴拉克说,“萨达姆可能会在你们发动地面进攻时利用它们发射化学弹头。他们可能向我国城市发射神经毒气或生物弹头。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你知道我们必须干的事。”

  我十分明了他的意思。据报道,以色列的导弹发射人员已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而且谁知道他们会发射什么东西?

  巴拉克解释说,以色列的先头突击部队已整装待命,随时可以攻击“飞毛腿”导弹发射场。以色列的飞机将飞越约旦领空或穿过沙特领空。施瓦茨科普夫也曾提醒过我,沙特人将决不会接受以色列的这种入侵。而且我了解巴拉克情绪的激烈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国家已存在了40年,从来不理会敌人的恐吓。你可以在以色列领导人所说的每件事中都听到“下不为例”的回声。

  最后,巴拉克和我又与其他人汇合。我方的立场很清楚,那就是不让以色列介入这场战争,而且办法只有一个:制止“飞毛腿”导弹对以色列的袭击。施瓦茨科普夫开始越来越多地调用他的战斗机摧毁“飞毛腿”导弹发射架,高峰时占所有出动架次的三分之一。美英两国的特种作战部队潜入敌人防线的后方搜索“飞毛腿”导弹发射架。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部队被调来帮助保护以色列大城市。尽管还有突防的“飞毛腿”导弹继续打过来,但数量越来越少。

  有时候我们要奋力战斗,有时候最明智的武器则是克制。沙米尔总理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家风度,顶住了周围的人要他进行反击的巨大压力。面对激烈的挑衅,以色列人在完全有违心愿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宽容与克制,我认为对维护多国联盟的团结一致是不无助益的。

  到2月的第3周为止,空战已不间断地持续了35天。我想务必使总统理解一俟地面战斗打响,战局将会大不相同。我利用其中一次几乎每天不断的情况通报会描绘了一下反差,好让他们有心理准备。我说:“一俟地面战争开始,我们就看不到导弹用瞄准具的十字线对准目标而飞去的那种客观而冷漠的景象了。当一个营进入战斗时,损失的可不像空战那样是一两个飞行员,而是数分钟内就可能有50至100人丧生。战场不是一种赏心悦目的风景画。你将会看到被烧焦的士兵躯体横挂在坦克的炮塔上,而坦克内燃烧的弹药已烧死了其他的乘员。我们必须为看到一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做好思想准备。”我还告诉切尼和总统,地面战斗的战况报告速度不可能像空袭报告一样快。“将会出现混乱局面。一段时间内,你可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情况。所以在开初数小时内,请不要逼我们通报情况。”

  先用现实给他们浇一盆冷水,这一点十分重要。尽管有巴拿马的先例,切尼从未见过大规模的战争。总统见过,但那也只是很早以前自己当战斗机驾驶员时从空中俯视。

  随着轰炸的继续,空中力量的一个不利侧面开始引人注目,特别是2月13日发生的事件。那一天,我军两架飞机直接命中巴格达的费杜斯区的防空掩蔽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指挥和控制点,而伊拉克人则声称它是防空掩蔽部。不管这一设施充当什么角色,袭击中有大量平民死亡确是事实,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目睹了死者从冒烟的瓦砾中被拖出来的景象。施瓦茨科普夫和我讨论了这一惨剧。战争进行了一个多月后我们还需要轰炸巴格达闹市区吗?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总部你能轰炸多少次,又为了什么目的?没有一个人会坐等着“战斧”巡航导弹来袭。施瓦茨科普夫和我开始在每天下达飞行任务前更加仔细地审查目标清单。

  如不考虑别的因素,袭击费杜斯区掩蔽部的事件表明必须发动陆空联合进攻并结束战争。2月8日至10日,切尼和我对战区做了短暂视察,在此期间,施瓦茨科普夫告诉我们,他将于2月21日前做好地面进攻准备。切尼和我一回到华盛顿,便立即将这一日期报告给等得不耐烦的乔治·布什。可是,3天后诺姆打来电话告诉我,21日不行。

  我说:“总统希望坚持这一日期,发生了什么事?”

  “沃尔特·布默需要多给点时间,”施瓦茨科普夫答道。布默的第一和第二陆战师的任务是在战线的中央实施正面突破后直奔科威特城。为此它们首先必须攻破伊拉克军花了数月时间构筑的坚固的综合防御工事。海军陆战队员必须克服反步兵和反坦克地雷地带,带饵雷的蛇腹形带刺铁丝网,密集布雷场和很深的反坦克壕,然后还要翻越过20英尺高的沙堤和灌满燃烧着的原油的壕沟。在此过程中,他们将遭受伊拉克步兵和炮兵火力的攻击。布默希望有时间将他的攻击点西移20英里,在这一地段,有一个伊拉克防御阵地因遭到空袭而基本废弃,而在其后面的另一道防御阵地尚未完成工事构筑。他还要求进行更多的空袭,以便在他的部队行动前削弱敌人的防御。

  “这将花数天时间。”诺姆说。他希望将地面进攻推迟到2月24日。

  “记住我们的战略,”我提醒他,正面突击包括海军陆战队的任务在内,只是为了牵制住凭壕固守的伊拉克部队。我说:“如果布默遭到顽强抵抗,他就停下来。”把敌军牵制住,他的部队就完成了任务,这就可以使第七军和第十八空降军在西线布防稀疏的沙漠地区打出左勾拳。“我们用不着边唱‘海军陆战队队歌’,边打死一群年轻人。”我说。

  我的基本作战指导思想之一是战场指挥官始终是正确的,在后方的指挥官则不然,除非证明出现另一种情况。战场指挥官在现场,他了解地形、我情和敌情,因此我劝切尼接受诺姆的建议。切尼违心地前去总统那里并获准将地面进攻推迟到2月24日。

  我给诺姆回了电话,不过我认为他有点过于谨慎小心。在过去的几周中,我目睹第七军成千上万的部队和数百辆坦克大举涌入沙特阿拉伯。我们已经秘密地将我军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调到伊拉克暴露的西翼,而且我们正在静观伊拉克人是否会做出反应。他们所做的只是将另一个不满员的师调到沙漠的那一部分。正好,我自言自语道。他们已中了我军以正面大规模突击和从波斯湾向科威特城两栖登陆的佯攻之计,被搞得疲于奔命了。他们已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现在哪里有力量挡住我军的左勾拳!早些时候我们曾担心过,西翼的沙土地可能承受不了沉重的装甲车辆。不过工程师们测试了沙土,并对我们说:“行。”我们询问了当地的贝都因人,他们证实地质坚硬。

  由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图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给进攻的时间表进一步蒙上了阴影。2月18日,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前往莫斯科听取一项计划。根据此项计划,如果伊拉克人撤出科威特,我们将停止敌对行动。布什总统陷入了困境。他认为,现在采取这种做法为时已晚。我们花了600亿美元,并将50万大军运送到8000英里之外的沙漠地,在这之后,布什想给在科威特的伊拉克入侵者以毁灭性的痛击。他不想靠TKO①取胜,那样萨达姆就会将其军队完完整整地撤回国内,并且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尽管如此,总统也不能让人看成是拒绝和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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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TKO,指在拳击赛中,一方虽未被击倒但已无招架之力时裁判员可宣布对方由于技术原因而退出。——译者注。

  2月20日,诺姆打来电话说,他同他的指挥官们交谈过,需要再一次将进攻日期推迟到2月26日。他说,他掌握着最新天气预报,预计24日和25日天气恶劣,26日可能放晴。恶劣的天气无异于减少空中支援,而减少空中支援等于增加伤亡人数。我的处境好不尴尬。上次,切尼接受了我的建议。但是这一次我感到诺姆没有给我以充分令人信服的理由再去向切尼和总统请示,先是布默需要调动他的海军陆战队,转而海军陆战队需要更多的空中支援,现在又是天气恶劣,说不准下一次又是沙特军队未做好准备。我下一次又该怎样处理,推迟到28日?

  “注意,”我对诺姆说,“10天前你告诉我是21日。然后你想改到24日。现在你又要求推迟到26日。我怎么向总统和国防部长交代?他们现在遇到了俄国人一个糟糕的和平建议,需要设法规避。你总得给我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推迟理由。

  你不了解我现在受到的压力有多大。”

  施瓦茨科普夫大发雷霆,大声吼着:“你给我讲的是政治理由,说明你不想劝阻总统去做军事上行不通的事!你懂吗?我的海军陆战队司令说我们需要等一等。我们谈的是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的生命。”他说,即使别人谁也不关心他们,他必须关心他们。

  好啊。我每一步都支持诺姆,我一方面挡开批评他的人,另一方面又减轻他的忧虑。我大声反驳说:“你不要拿这压我!你别想用不关心人的大帽子来压我!用不着你对我说我不关心他人生死!你这是干什么,在你的指挥官们面前装腔作势?”

  施瓦茨科普夫说,他一个人在他的私人办公室内,并以不亚于我的火气喊道:“你是在压我只考虑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把我的军事判断搁置一边。我有很长时间这样认为了!”突然,他的语气一下子由愤慨转为绝望:“科林,我感到我的脑袋好像被钳子夹住了。也许我的脑袋要掉了。也许我正在丧失客观性。”

  我深深吸了口气。我最不想干的事就是在战斗前夕把战场指挥员逼上疯狂的道路。“你没有失去客观性,”我说,“我们只是遇到了一个要解决的难题。我们这里人人都充分信任你。到头来,你知道我会把你的要求报上去的,事情还将按你的意见办。”结束谈话的时间该到了,要不我们之中谁又会再引发起大吵大嚷。

  未过半小时,诺姆又打来电话,提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24日和25日的天气不会太坏,他说:“我们已准备就绪。”我们仍按原计划于24日开始地面进攻。

  我不习惯穿着圆翻领毛线衫和运动衫在白宫露面,但是2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点半钟,我突然从家中被叫去开会。我来到总统的书房,总统说他刚从福特剧院回来,他在那里观看了一出好戏,是莱斯利·李的《黑鹰》,讲的是图斯克吉族飞行员的故事,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声名显赫的黑人战斗机飞行员。随后到来的是切尼,穿着夜小礼服,参加为丹麦女王举行的招待会的余兴未尽,精神抖擞。其他的人陆续来到,“八人帮”全齐了。我们得对戈尔巴乔夫即将到期的和平建议做出决定。俄国领导人当晚早些时候就此事给布什打来电话。总统的问题是如何对戈尔巴乔夫说“不”,而又不显得丢掉一个争取和平的机会。

  “有两种选择,”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一是告诉俄国人别多嘴。二是取得更好的条件后加以接受。”

  我看看切尼,他正坐在椅子的扶手上。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喜欢也不信任俄国人,而且痛恨看到他们利用世界舆论对我们施加压力,然后把一种解决方案的功劳归于自己,而这一方案可能是最糟糕的。他宁愿用武力把伊拉克人赶走。

  我可以听得出总统讲话声音中日益加剧的苦恼。他说:“我不想接受这笔交易,但是我也不想让戈尔巴乔夫一无所获,在他同我们走了这么远之后我不想亏待他。我们得找到一条出路。”

  我举起了一个手指。总统转向我。“有何高见,科林?”

  我说:“我们不让戈尔巴乔夫一无所获。”我指出,联合国要求萨达姆将军队于1月15日前全部撤出科威特,世界舆论支持联合国的截止日期。“所以我出个妙主意,让我们在戈氏建议中加进一个截止日期。譬如说,要求他们于星期六中午以前全部上路撤走。如果他们走,诺贝尔和平奖就归你戈尔巴乔夫先生。倘若如我所料,他们赖着不动,那么我们就开始迎头痛击。”

  由于每个人好像都在深思这个主意,房间内鸦雀无声。

  “怎么样?”总统问。除了切尼外,其他人很快表示同意。“你怎么看,迪克?”总统问。

  切尼看上去好像备受谴责的样子。“我想没问题。”他说。

  翌日上午10时40分,布什总统站在玫瑰园中面对着摄像机,板着面孔说:“联盟限萨达姆·侯赛因在星期六中午以前做他必须做的事,立即无条件地开始从科威特撤军。”

  2月23日星期六中午,萨达姆没有接受俄国的撤军建

  议,从而错过了最后的一线生机。翌日利雅得时间凌晨4时,在一片漆黑和寒雨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一个陆军坦克旅在前,沙特、埃及、科威特、叙利亚和阿拉伯其他国家部队紧跟其后,越过边界进入科威特。远在西线,第十八空降军开始进攻,以第八十二空降师及法国的一个轻型装甲师掩护左翼。第一○一空中突击师和第二十四机械化步兵师北上长驱直入伊拉克,向幼发拉底河谷挺进。在东西两线的这些部队之间,担任主攻的第七军和英国第一装甲师正严阵以待,一旦查明,助攻部队将伊拉克军队牵制在原地,就立即发起左勾拳进攻。地面战斗打响了。

  由于心情太激动无法入睡,我就留在办公室接收汤姆·凯利和迈克·麦康纳尔发来的战报。我还观看有线新闻电视网的电视,以便了解其他人正在获得的情况。海军陆战队不仅牵制住了伊拉克部队,而且还突破了敌军防线并已经在向科威特城进军。突击通道已由海军陆战队的侦察分队开通。他们数天前冒着生命危险,匍匐通过带刺铁丝网,越过灌满原油的壕沟,为突击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在西线,巴里·麦卡弗里将军的第二十四步兵师于第一天突入伊拉克领土60英里。最初的穿插如此迅速和深入,它使施瓦茨科普夫能够将左勾拳的时间表提前15小时。在地面战斗的最初24小时内,被38天空中轰炸吓成了惊弓之鸟而又饥渴交迫、精疲力竭的1万名伊军缴械投降。仅加里·勒克将军指挥的第十八空降军就俘虏敌人3200名,而自己只有1人受伤。我军第一天的伤亡总数是8人阵亡,27人受伤。

  到第二天上午为止,第一海军陆战师正在科威特城国际机场内及其周围战斗。海军陆战队不仅完成了牵制伊军的使命,到当天日落前,他们已包围了科威特城。科威特沿海的两栖登陆佯攻牵制了更多的伊拉克部队。第十八空降军已突入到伊拉克腹地。由弗雷德·弗兰克斯中将指挥的第七军扮演主要的战略角色,即从西向东实施侧翼突击,切断在科威特的伊军,特别是其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的退路,并将其歼灭。然而第七军推进的速度不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快。

  在这一天里,我们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一枚苏制“飞毛腿”导弹落到宰赫兰附近的一座临时兵营里,炸死28名美军士兵。阵亡名单展示了我国现代军队的严酷现实,受害者中有几名女兵。

  2月26日,即发起地面进攻的第三天,我在当地时间中午前后给施瓦茨科普夫去了个电话。我告诉他我痛恨事后批评战场指挥官,但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第七军仍未完全投入战斗。“你不能责令弗雷德·弗兰克斯推进得更快些吗?”我问。施瓦茨科普夫本人已经在对弗兰克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正好乐得转达主席追加的压力。他很快给我传回话说,第七军最终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弗兰克斯的部队几乎全歼了共和国卫队的一个师,并且迫使另两个师溃退。

  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沙特、埃及、科威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部队解放了科威特城。第十八空降军正在逼近幼发拉底河谷。我们的情报表明,位于交战地带的42个伊拉克师中,已有27个被歼灭或被击溃。我们俘虏了3.8万名伊军,而且更多的伊军还在不断缴械投降。我军的伤亡依然很小,但是本军的火力误伤给我们造成了令人不安的损失。不过,总体看来,伤亡数量甚至远远低于我们最为乐观的估计,这主要归功于我空军部队对伊拉克军连续不断的猛列轰炸。

  战争开始前,我的一名参谋给了我一本由弗雷德·伊克尔所著的题为《每场战争总得有个结束》的书。我曾同伊克尔共过事,当时他是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而我是卡普·温伯格的军事助理。他的书的主题激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曾两度参加了一场似乎没有尽头和没有目的的战争。伊克尔写道,战争是一种需要极其全神贯注的事业,因此在战争开始后,政府可能会把结束它的事给忘了。正如他所述:

  因此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即军事领导人在巧妙地规划其复杂的军事行动和协调复杂的机动作战的同时,却令人难以理解地认识不到,决定他们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国家利益的是战争结局,而不是战争中各次战役的结局。与此同时,资深政治家们可能不愿意将这些精心筹划的战役同结束战争的某些期确的主张联系起来……

  作为例子,伊克尔提到了日本人精心设计的对珍珠港的袭击,这种设想的巧妙与日本人对如何结束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一事的极少考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克尔的看法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我复印了一些主要章节并将它们分发给各军种参谋长、切尼和斯考克罗夫特。我们是在打一场目的有限和任务有限的有限战争,它的目的即将实现。我认为,负有责任的人们应该开始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

  2月27日下午,奥蒂斯·皮尔逊驱车送我去白宫参加

  “八人帮”的每日军事情况通报会。重型装甲防弹车卡迪拉克令人放心地紧贴路面前往,转过五角大楼巨大的停车场,开上27号大道经过纪念大桥,进入华盛顿。一路驱车前行途中,伊克尔书中的话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战斗常常远远地超出了‘合理’推算指出的战争应当结束的那个点。”

  早上,我已同施瓦茨科普夫谈过,我告诉他,我感到我们正在接近结束阶段。战俘快要达到7万之众。萨达姆已命令他的部队撤离科威特。最后一条主要出逃路线,即从科威特城伸向伊拉克巴士拉市的四车道公路,变成了我军飞行员的射击靶场。道路上挤满了出逃的士兵,到处杂乱地弃置着近1500辆被烧焦的军用和民用车辆残骸。记者将这条道路称做“死亡之路”。

  我对诺姆说,我得尽快就停止战争的时间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提出建议。我还补充指出,电视报道渐渐地认为我们在为了屠杀而进行屠杀。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事。”诺姆说。

  我问他需要什么。“再给一天就成。”他回答。到那时,他就可以宣布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再能够对它的邻国构成威胁了。而且他补充道:“你想到没有,如果我们明晚停战,地面战斗将持续5天,可以叫做‘五日战争’,听起来怎么样?”

  由于这比1967年以色列战胜阿拉伯国家的著名战争少一天,我说:“不坏,我没有意见。”

  下午2时左右,我驱车进入通往白宫西翼的大门。奥蒂斯接我下车,把车停好,而且在我等候在休息室中时,小心翼翼地给我送来了一只大型黑皮地图箱。我上楼梯左转,经过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办公室,以避免穿行接待室。说不准会在那里遇到谁,从苏联大使到女童子军代表团都有可能。一名空军军官布鲁斯·考曼少校——总统的私人助理——帮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架好图架,图架面对着壁炉。

  乔治·布什情绪乐观,精神轻松愉快。“八人帮”再加上斯考克罗夫特的中东问题专家理查德·哈斯,围坐在壁炉的前面,形成通常的U形。有人就总统把点火任务留给专门人员去管之事开了个玩笑。在数天前的一次情况通报会上,布什亲自点火,但没有打开烟道。椭圆形办公室顿时烟雾缭绕。报警铃响了。特工人员飞奔而来,把门打开,2月的刺骨寒风从玫瑰园中直往里灌。

  这天上午,我打开激光指示棒的开关,开始描述战况:海军陆战队和哈立德亲王的阿拉伯部队在科威特城内,第七军正在紧缩对企图逃出科威特的伊军的包围圈,只有共和国卫队仍在进行顽抗。在西面,第十八空降军已进至伊拉克纵深的幼发拉底河畔。我在结束军事态势的说明时说:“总统先生,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好得多。伊军垮了。他们现在企图所做的事就是死里逃生。”

  我军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即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解放科威特,这一目标我们已经实现。总统从未表示过任何超出这一授权范围的愿望,尽管他对萨达姆进行了严厉的口头谴责。我们目前掌握着道义的制高点。如果我们的战斗超过弗雷德·伊克尔曾经提醒的“合理计算”,我们就会丧失这一制高点。而且,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奉行武士的准则。“我们不想被人看成为了屠杀而屠杀,总统先生,”我说,“我们是大功即将告成。我已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谈过。我预计到明天的某个时候事情将安排停当,而且我也许将向您提出一项停止战斗的建议。”

  总统说:“如果情况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今天结束战争呢?”他使我感到意外。他环顾了一下房间内的人,补充说道:“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考虑一下这件事,由于这些残杀情景,我们正在开始背起某些不可取的社会包袱和政治包袱。你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命。为什么不结束战争呢?”他说他可以今晚就在广播中宣布中止敌对行动。

  我回答说:“可以考虑,不过我需要先同诺姆商量一下。”我说了声请原谅就走进离椭圆形办公室不远的总统私人小书房。我拿起保密电话,白宫军事接线员给我接通了利雅得。

  “诺姆,”我说,“总统想知道我们是否能现在就结束战争。”

  “现在指什么时间?”他问。

  “我们今晚进行研究。”鉴于8小时的时差,这将意味着海湾地区子夜停战。

  “我没有什么问题,”诺姆说,“我们的目标是把他们赶出去,此事已经完成。但是让我同我的指挥官们商量一下,除非他们遇到了我不了解的麻烦,我看不出不应结束的理由。”

  我说:“切尼和我必须赶快去国会山向国会通报此事,我回来时我们可以再谈。”

  我预计施瓦茨科普夫的战场指挥官们不会有什么异议。华盛顿时间中午1时,诺姆刚在利雅得举行了一次电视传送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以“所有情况通报会之源”而著称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我们已完成了我们的使命,而且当决策者们提出应当停火的决定时,最感高兴的人莫过于我。”他在谈到伊军出逃问题时说:“大门已经关上。这里已无出路可言。”稍后,他将这一说法修正为:“在我说大门已经关上时,我不想给人以绝对水泄不通的印象。但重型坦克和火炮肯定通不过。“我谈的是给战争机器关上了大门……”他说。

  我回到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报告说,施瓦茨科普夫和我觉得此建议没有问题,但是施瓦茨科普夫想与他的指挥官们合计一下。房间中无人不同意停战的初步决定。吉姆·贝克担心无意义的杀戮对世界舆论的影响。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认为,超出必要性的战斗将使迄今为止一次辉煌杰出的军事行动给人留下坏印象。切尼说,要紧的是实现联盟的目标,而不是摧毁了多少辆坦克。不过,在切尼和我从国会山回来后,我们将再次开会进行最后一次讨论。

  在前往国会出前,我给副主席戴夫·杰里迈亚打去电话,并且要他向各位参谋长通报总统结束战争的初步决定。戴夫后来给我打电话说,所有参谋长都同意。

  切尼和我于下午3时向参议院、4时30分向众议院通报情况。两院的议员们在各自听证室坐得满满的。我们给这些议员们讲的基本上是给总统看过的那些图表。但是对今天可能结束战争的事只字未提。

  下午5时30分,我们赶回白宫,并在椭圆形办公室附近的小办公室中与总统碰头。我记下了总统最后定下决心停止敌对行动的时间:5点57分。这个决心本应由总司令定下,现在他已定下决心。总统决策班子的每个成员都同意。施瓦茨科普夫和我都赞成。而且我毫不怀疑,如果诺姆或我对现在停止战争存有丝毫保留,总统会给我们全部所需的时间。

  我们转移到椭圆形办公室,讨论当天晚上布什总统将向美国人民宣布的时机和内容。总统还开始给他的多国联盟伙伴打电话。我们本来考虑让总统于晚上9点钟上电视,宣布利雅得时间2月28日凌晨5时0分“中止敌对行动”。“中止”一词经过反复推敲,这表明不是与伊拉克人谈判达成的停火协定,而是我们自己主动采取的停战。我说,我想给诺姆留数小时白天时间,以便他能检查战场并清理任何未了结的零星事项,这一下可激起了约翰·苏努努的灵感。他说:“为什么不使停火在我国时间午夜生效?这样将使地面作战成为‘百时战争’。”总统表示同意,因此我于下午6时过后不久再次与施瓦茨科普夫接通电话。我告诉他总统将于我国时间9时发表讲话,宣布将于利雅得时间翌日早上8时0分停火。这样一来,就比他在上午与我交谈时要求的时间多了整整一天。

  先是总统,然后是切尼都在电话上向中央总部司令表示祝贺,总统说:“诺姆,干得漂亮极了!”

  施瓦茨科普夫不久打回电话,说话中带着小心谨慎的口气。他对我说,大门仍微开着,部分共和国卫队和T—72坦克可能溜掉。我要他继续打,而且我将再给他打电话。我把诺姆的报告告诉了总统和其他人。虽然我们大家都有点感到突然,但谁都没有认为我们听到的情况会改变既定方针。伊军的脊梁骨已被打断,残部正在向北逃窜。没有必要打一场歼灭战,使双方更多的战斗人员去送命。显而易见,总统更希望看到彻底投降,即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方式。而且我们知道,除非碰巧被一枚炸弹击中,否则萨达姆可能在战后存活下来。我们还预计到,有人将会批评我们不把战争继续下去。不过,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它已经完成了。总统重申了他结束战争的决定。我然后又给施瓦茨科普夫挂电话,并转告他,白宫知道将有部分伊军漏网,但这种情况是可以接受的。

  晚上9时02分,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军队被打败了。我们的军事目标实现了。我很高兴地宣布,东部标准时间今晚午夜,在地面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整整100小时和‘沙漠风暴’行动开始以来6周的时刻,全体美军部队和多国部队将中止进攻性战斗行动。”

  讲话结束后,布什总统和夫人邀请全体成员上楼到他们寓所内进行非正式庆祝。招待员传送着饮料,我饮着我常喝的兰姆酒和可口可乐。这是一种欣慰多于庆祝的气氛。我们未给乔治·布什造就另一个“欧战胜利日”。但他仍说:“我很满意。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他认为我们做了应做的事,而且我们胜利了。未过一小时,我回到迈尔堡6号寓所。我想告诉阿尔玛,我们刚打赢了一场战争,但她已经进入梦乡了。

  时光流逝了130多年,历史学家们仍在辩论乔治·米德将军的决定——不让北方联邦军在葛底斯堡取得胜利后追击罗伯特·李将军的部队是否正确。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到现在已半个世纪,学者们仍对艾森豪威尔将军不把苏军赶回柏林的决定有不同看法。而且我预计,从现在起的数年内,历史学家们仍将问我们为什么不打更长的时间并歼灭更多的伊军。批评家们会论证说,我们应当扩大我们的战争目标,包括攻占巴格达和把萨达姆赶下台,就如我们在巴拿马对诺列加和巴拿马国防军所做的那样。批评的人中甚至包括克劳海军上将,他曾在国会作证时主张继续制裁,反对战争;但是他在回忆录中却说我们应当把仗打下去,并扩大任务范围,抓住萨达姆·侯赛因。

  于事无补的是,在战争结束后一个月,施瓦茨科普夫在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与戴维·弗罗斯特交谈》上露面。关于结束战争的决定,诺姆先是说:“我向鲍威尔将军报告情况。他和我进行讨论,我们是否算实现了我们的军事目标即作战目标。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过了一会儿诺姆又说:“坦率地说,如你所知,我的建议是继续进军。我的意思是,我已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我们本可以继续打下去,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破坏。”

  第二天早上,我的白宫直通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迫使我坐下来细听。乔治·布什表示很伤心,当然也有些气愤。诺姆是什么意思?停止战争前大家同他商量过。如果他当时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战争将不会在那时结束。总统说:“我还亲自同诺姆谈过。”

  我和总统一样感到失望。实际上,施瓦茨科普夫对戴维·弗罗斯特所说的话简直把我气疯了。我给在利雅得的诺姆打电话说:“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是说总统犯了错误。好像你给他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建议而他没有理睬。”

  “这丝毫不是我的意思。”诺姆回答说。

  我说:“可是它给人造成了这种印象,现在传播媒体正在猛烈抨击总统。”

  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不愧是个民族英雄。但是他关于战争结束得太早的批评反而削弱了他受人尊敬的地位。他很难过。总统始终是个忠实的人,他获悉诺姆感到受了伤害后,再次给他打去电话,要他不要忧虑。诚然,我感到需要把事情说个明白。施瓦茨科普夫参与了停战决策,他现在好像在与之拉开距离。我在与诺姆核对后发表了一则公开声明,内容如下:“施瓦茨科普夫和我两人都支持在1991年2月27日午夜12时(东部标准时间)结束‘沙漠风暴’作战行动,一如总统的全体顾问所做……没有相反的建议。没有不同的意见。

  没有进行辩论。”

  诺姆开始从他对弗罗斯特所说的话往后退却,在他的《并非英雄》一书中,他解释了他的想法:

  我本能的反应是迅速停火将拯救生命。如果我们过了星期四继续进攻,我军部队将有更多的人被打死,也许不会很多,但总会有一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我不久前刚对美国人民说,伊军所剩的兵力已不足以构成地区性军事威胁……我们将那个小子狠揍了一顿,任何人都毫不怀疑,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伤亡人数极少。为什么不结束它?为什么明天再让有的人被打死?于是我定下了停火决心。

  施瓦茨科普夫绝对正确。但是,对于半途而废、功亏一篑的指责仍难制止住。而事实真相是,伊拉克依靠一支50多万兵力的军队发动战争,其中大约一半投入到科威特战场,他们在这里伤了元气。在海湾打了这一仗后4年,伊军规模仍只达到原先的一半。而且在伊拉克军队中,我敢肯定仍流传着各种可怕的故事,讲述“沙漠风暴”期间空中和陆上的打击多么厉害。伊军的残余部队已不再是一支具有血战到底意志的力量。

  1994年10月,萨达姆·侯赛因向科威特边境派遣2万

  共和国卫队的兵力,在设法争取放宽联合国制裁的同时试图装出强硬的架势。很快,主张采用简单办法解决问题的那些人叫喊起来:如果在海湾战争期间把萨达姆干掉了,他现在就不会惹事生非了。10月23日,《纽约时报》在头版登载了一篇从一本关于海湾战争的书中摘录的长文,该书由该报记者之一与另一个人合著。摘录的标题是:伊拉克劫里逃生,再次威胁科威特。在该摘录中,作者们指出:“伊军的许多精锐部队即共和国卫队未被歼灭……”这正是萨达姆仍然能够运用其威胁性军事力量的原因。

  有人认为,萨达姆在“沙漠风暴”末期进行了某种敦刻尔克式的撤退,这种看法过于肤浅。其实,当时我本想截住伊军并将之全歼。然而真实情况是,从科威特逃出的坦克和其和国卫队的部队比我们预计的多。不错,我们可以再用一两天时间就能封锁出逃路线,而且在封锁后我们可以打死、打伤或俘虏被围的共和国卫队的所有士兵。但这不会使萨达姆的未来行径发生丝毫变化。伊拉克拥有2000万人口,它始终能够对只拥有75万人口的弹丸邻国——科威特构成威胁。不管有没有萨达姆,也不管存不存在共和国卫队,科威特的安全都依赖于该地区的盟国和美国的安排,这是战略现实。另一个现实是,1991年,我们在战场上痛击了伊军,而且在实现联合国目标的同时,使伊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并且使它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

  但我们在将萨达姆的部队逼得四处逃窜之时为什么不向巴格达推进呢?或者换种方式说,我们为什么不摆动球门柱呢?人们往往会忘记的是,虽然美国走在头里,但我们率领的是一个国际联盟,执行的是联合国明确规定的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了。总统甚至希望在7月4日以前把所有部队送回国内,这本来将成为引人注目之举,但由于后勤原因不可能做到。他已向美国人民保证,“沙漠风暴”行动不会成为波斯湾的越南战争,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联盟,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从未希望伊拉克遭到入侵和肢解。战前,我收到了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查尔斯·弗里曼发来的一份电报的副本。“由于种种原因,”弗里曼说,“我们不能谋求伊拉克无条件投降并由我们占领它。摧毁伊拉克或将它削弱到伊朗和(或)叙利亚不受它制约的程度不符合我国的利益。”大使先生的话多明智啊。将伊拉克分裂为各自为政的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族政治实体,将无助于我们希望在中东地区建立的稳定。避免这种分裂结局的惟一途径是主要由美国征服和占领一个2000万人口的遥远的国家。我不认为这是美国人民会支持的做法。

  当然,我们很希望看到萨达姆因给伊拉克带来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破坏而被他的人民推翻,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而且,总统把萨达姆说成是魔鬼的化身,也无助于公众理解为什么允许他留在台上。不过,这也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即如果萨达姆倒台,他必须由一个在某种沙漠民主国家中的杰斐逊的追随者所取代,在这个国家中,人民在拜读古兰经的同时还阅读《联邦主义文件》。最后我们很有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叫别的名字的萨达姆。我在全国各地旅行时,一些人的父母亲常常前来对我说:“将军,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的儿子(或女儿)曾参加过海湾战争。”在我听后总是有点担心地问道:“我希望他们一切顺利。”他们通常回答说,是的,并对他们家里的军人能安全回到家表示感谢。在海湾战争中,共有147名美国人献出了生命;另有236人因事故和其他原因死亡。从军事统计的数字看损失不大,但对出事的每个家庭来说却是一场悲剧。我会见过其中一些家庭,他们的不幸令人伤心。更令人伤心的是,本军的火力造成大量伤亡,使这种悲剧悲上加悲。我感到宽慰的是,我无须对更多的父母亲说这样的话:“我很抱歉你的儿子或女儿在围攻巴格达的战斗中牺牲了。”我坚守自己的岗位,支持总统关于何时和怎样结束战争的决定。我为此而感到一种当之无愧的骄傲。

  “沙漠风暴”不仅实现了它的政治目标,而且它开始扭转中东长期敌对的气氛。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对伊拉克立场表示支持的惟一两个主要的阿拉伯领导人,俩人的地位都因他们的立场而受到了削弱。因此,3年之后,他们试图与以色列和他们的其他邻国达成和解。“沙漠风暴”后举行的马德里中东和会,开始了这样一个进程,它导致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于1993年9月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并且导致侯赛因与以色列于1994年10月缔结了和约。美国今天享有“沙漠风暴”前得不到的进入该地区的权利。甚至被扣在黎巴嫩的人质也在冲突结束后获释。而伊拉克依然脆弱不振和处境孤立,并继续处在联合国检查人员的监督之下。这样的底线不算坏吧!

  我对当代世界数一数二的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对“沙漠风暴”的评论感到满意。基根写道:“不管说了哪些赶时髦的话,海湾战争确实是一次周密规划和打得很漂亮的军事胜利。”它实现了军事行动的最高目的:“为了维护秩序而战。”

  报道战事的许多记者和他们在国内的媒体老板都抱怨说,军方对他们控制过严。他们不能到新闻消息源组织采访新闻。没有军事护卫人员,他们不能到战场实地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传奇记者厄尼·派尔曾经从欧洲的散兵坑和太平洋的滩头堡发送消息,批评我们的人拿他作为例子当面指责我们。然而,新闻媒体对“沙漠风暴”的报道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2500名特派记者中,高峰时共有1400人群集到战场采访。不妨将这一数字与过去的数字比较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诺曼底进攻日开始时同首批攻击部队一起上岸的只有27名记者,越南战争高峰时在越南采访的记者不及这次“沙漠风暴”期间在战地采访的记者的四分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保密起见,厄尼·派尔和他的同行曾受到极严格的新闻检查。而在海湾战争中,新闻报道仅军方检查有无泄密情况。在由新闻消息源组织记者呈报的1350篇书面报道中只对一篇报导作了修改以保护情报来源。在“沙漠风暴”中,我们一方面要保守军事机密,另一方面还要接待有史以来阵容最庞大的战地采访记者。

  不论是好是坏,瞬时图像通信使我们时代的新闻报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采用坐喷气式飞机旅行、卫星传输和小型摄像机,可以像有线新闻电视网那样进行昼夜24小时的实况报道,而且消除了记者与读者之间旧式的印刷媒体编辑手续。

  电视的直观性使那些老派的盛气凌人的记者的日子更难过。过去,记者们可以耍弄手腕,以粗暴尖刻的方式提问一些强硬的问题,以便弄到报道的素材。他们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无关紧要,因为谁也看不见记者本人,大家看到的只是经过编辑整理、加了鲜明标题的新闻报道。但是现在,公众能收看到记者的采访活动,看到他们大声喊叫或有时提出一些无理的问题时,即使最优秀的记者有时也会给人以坏小子的印象。

  当切尼、诺姆和我上电视时,我们已知道个中奥秘:我们讲话的听众不仅是聚集在面前的记者,还有其他四类人——美国人民、外国人、敌人和我军部队的官兵。例如,我决不会为取悦国内听众而讲些激怒伊拉克的话,反之亦然。在地面攻势开始前夕,我收看《周六夜生活》节目时,就知道我们已经取得了舆论对“沙漠风暴”行动的支持。在这一节目中,一位陆军公共关系军官“皮尔逊中校”穿着沙漠迷彩服出现在记者招待会上。像往常那样,许多人举手大声向他提问:“上校,你说我军在哪个地方最容易遭到攻击?”“我们打算两栖进攻科威特吗?如果进攻,将在什么地方?”“我们打算哪天开始地面进攻?”对观看过在新闻发布会上实际提问场面的任何人来说,都感到在这欢闹之中有一种真实之感。这一次,是报纸记者而不是《比特尔·贝利》连环漫画中某个不称职的哈夫特拉克将军成了讽刺的印象。

  在海湾战争期间,我们对军方发言人都进行了试听。在这24小时电视报道的世界上,我们已不能随便安排个人面对摄像机的镜头,不管他消息多么灵通。我们看中了联合参谋部作战主任汤姆·凯利中将,让他担任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官,因为凯利不仅知识渊博,而且看起来像情景喜剧《欢呼》中的诺姆,是人们可以与之交心和信得过的好人。凯利的新闻发布工作的伙伴迈克·麦康纳尔海军少将是位绝妙的陪衬角色,他总是使凯利身边的贤人具有学究式的权威性。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与我相距8000英里之遥,俩人观看了海军陆战队准将理查德·B·尼尔在利雅得首次向记者通报情况。他是我们试听过的第三个人。记者们对尼尔有点不大客气,但是尼尔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诚实。在尼尔首次露面后,我给诺姆去电话说:“我想你给自己物色了一位明星。”理所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战斗。但在这种新的媒体环境下,我们得向昔日的克劳塞维茨学点东西:如何使人民理解和支持我们所做的事情。战后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我们没有徒劳。这些调查表明,参加民意测验的美国人中,百分之八十认为海湾战争的新闻报道达到良好或优秀。

  施瓦茨科普夫早在凯旋归国前,就想同我讨论他的前途问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一令人向往和受人尊敬的职务已经给了杰克·高尔文将军。我说:“你也许能在某个时候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我还未到让位的时候。当然,沃诺快退休了。这将腾出陆军参谋长的位置。”诺姆回答说他也许感兴趣。我说:“当然,不过我得告诉你我的真实想法,现在是你激流勇退的最好时间。你在国外时间不短了。你猜不到在你回国时将会遇到什么情况。你现在是全国上下崇拜的偶像。人们都在为你发疯,对你钦佩得五体投地。”我知道,五角大楼中现在没有一个职位大得足以容得下像他这种名声和地位显赫的人。我说:“你在军队中已干了35年。现在外边有各式各样的单位都想请你去,是离开军队的时候了。”

  过了没多久,施瓦茨科普夫同其他朋友交谈以后,回电话给我说:“我打算退休,我了解你们这帮家伙今后几年准备干些什么。你们将裁减军队,把军队弄得七零八落。我可没有干这种事的胃口。而且我不想同该死的政客们打交道,也受不了你们面对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情。”

  我告诉他,我们希望把军队改革好,而不是把它搞乱。不过,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退休。施瓦茨科普夫容不得愚蠢之举,在战场上独断专行的环境下,碰到这种情况时,他可以把它顶回去。但是到了华盛顿的地界上,不能容忍的事也得容忍。

  有一阵子,战火好像又要再起似的。3月,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揭竿而起,要求巴格达给予更多的承认。萨达姆作出反应,派兵镇压起义。在北方,库尔德人试图摆脱伊拉克的统治。两次反叛都未成功。坦率地说,即使它们获得成功,这也不是我国政策的目标。不过,布什总统慷慨陈词敦促伊拉克人推翻萨达姆,可能对叛乱分子起了鼓动作用。但是,我国的实际意图是使伊拉克保留足够的实力,继续对伊朗构成威胁,因为后者仍对美国抱着势不两立的敌视态度。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无视反叛的库尔德人日益恶化的困境。萨达姆杀了个回马枪,将50多万库尔德人逐出家园,驱赶到土耳其南部寸草不长的山区。由于缺乏食物、住所和医疗条件,他们在这里开始死去,死亡的人数每天达600人之多。布什总统指示我们开展名为“给予安慰”的救济行动,由当时已晋升中将的约翰·M·沙利卡什维利领导。然而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山区环境中,库尔德人无法长期存活下去。他们的最大希望是返回家园。把他们送回去并保护他们不受萨达姆的报复是一项艰巨任务。

  杰克·高尔文作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从比利时的蒙斯发号施令,他对在该地区的美军实施遥控。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华盛顿,杰克在比利时,俩人各在面前摊开一张地图,在上面画出一个“安全区”,即围着伊拉克库尔德人城市的一个地区,不准萨达姆的部队进入。我感到自己像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名英国外交官,在一家绅士俱乐部的桌布上勾画出像约旦和伊拉克那样的国家。我称担任泛欧角色的杰克·高尔文为“查理曼大帝”,并且告诉他,他现在成了名副其实的王国缔造者。在划出安全区以后,我们命令伊拉克军队撤出该地区。他们拒不从命。我们炫耀武力,他们就撤走了。在7个星期之内,“给予安慰”行动将近50万库尔德人送回了家园。我看着沙利卡什维利高度熟练地处理这种政治和军事混乱局面,再次断定:他是一名堪当大任的军人。

  部队回国时,全国一片欢腾。我参加了芝加哥和华盛顿的祝捷游行。在纽约百老汇大街游行时,人们向我们抛投纸带以示欢迎。阿尔玛和我乘坐一辆白色的1959年“别克”牌敞篷汽车。在我们前面的是切尼和他的妻子林恩,在我们后面的是施瓦茨科普夫和他的妻子布伦达。我们的保安人员要求男人穿着装甲防弹背心。我说:“我不穿,我看上去已足够丰满的了。”诺姆同意,而切尼也依从我们的军事判断力。处于活动的中心,心情十分激动,这种场面我只在历史书里和欢迎林德伯格、艾森豪威尔或麦克阿瑟凯旋的新闻片中见过。诺姆是新泽西州人,我是纽约人,五彩缤纷的纸带和纸屑像雪片似地撒到我们的汽车上,气球随风飘荡,成千上万的人向我们热情地欢呼。我们是两个功成名就的家乡人。在祝捷队伍中游行的海陆空军将领还有:约翰·约索克、沃尔特·布默、查克·霍纳、斯坦·阿瑟。我们大家只是真正英雄们的代表。真正的英雄是第十八空降军、第七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是飞行员、水兵和海岸警卫队队员,他们让美国人民重新感到自豪。游行队伍中还有我们盟国的代表,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老战士,他们终于得到了早该得到的承认。

  各军种参谋长坐在看台上,他们的贡献大都未受到歌颂,但是他们极其出色地准备好了他们的部队,并且向切尼和布什总统献计献策。全国人民感谢卡尔·沃诺上将、弗兰克·凯尔索海军上将、托尼·麦克皮克上将和阿尔·格雷上将,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戴夫·杰里迈亚海军上将和海岸警卫队司令比尔·基姆海军上将。“沙漠风暴”行动是协同配合的杰作,它涉及我国在世界各地的司令部,以及在华盛顿的鲜为人知的国防机构,它们提供了后勤支援、情报、通信、地图及所有其他许多不上光荣榜的胜利因素。

  我们全体军人得到了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的文职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对表扬最受之无愧的当数布什总统。他实现了他的诺言:“不能按兵不动。”而且他领导一个世界联盟取得了胜利。

  庆祝活动的规格无疑超过了成就。我们不是打赢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在朝鲜的僵局和东南亚的长期苦难后,国家渴望胜利。我们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以很小的伤亡为美国赢得了辉煌的胜利,美国人民再次爱上了他们的武装部队。我曾想过,如果我们这次得到了太多的颂扬,那么多出来的那部分可算是弥补前几次战争中我军部队打完仗归国时受到的冷遇。

  这年春季,我应邀在扬基体育场为扬基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的季度首场比赛投第一个球。作为一个大学运动员,我的冲击力不强,但我发誓我的投球却很棒。后来,我沿着东河大道下行,凝视着河对岸巨大的百事可乐广告牌。我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代,在百事可乐公司的装瓶厂拖地板。翌日,我在沃尔多夫—阿斯特里亚饭店向建设更美好纽约联合会的早餐会发表讲话。我说:“在我年轻时,我是国际工人兄弟会第812分会会员。这里有812地方分会的人吗?”我猜想他们未料到这一点,饭桌旁的工人兄弟会会员发出一阵欢呼。

  此行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是我回到香蕉凯利大街。在这社区开始变为盗贼猖獗的贫民区时,我父母离开了这里。现在它正在复苏。我们在凯利大街952号的老房子后来无人居住并被火烧坏了,最后被推倒了,在原房址上现在建起了新的花园公寓。我看到孩子们在凯利大街公园里踢球和跳绳,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垃圾场。

  后来,我走过两个街口,跨上莫里斯中学磨平了的石阶。木地板仍然嘎嘎作响,开启和关闭高高窗户的杆子仍挂在我记得的老地方。我即将在那里发表讲话的体育馆散发着熟悉的汗味和消毒剂的气味。我看到体育馆内坐满了人,大都是西班牙裔美国人和黑人。我回想起来37年前这里的情景,就对他们说:“我记得这个地方,我记得达不到预定目标的那种感受。但是你们现在能够达到了。在我上大学时,机会很有限。但现在机会有的是。你们能够干任何想干的事,但是光想干还不够,光梦想还不够。你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为之学习,为之工作和为之奋斗。”我指出,百分之九十七的全国现役军人现在都是高中毕业生,他们的毕业文凭证明一件事:他们具有坚持到底的动力和纪律。我向他们呼吁:“不要半途而废。选择一个行为榜样,而且要不带框框地选择一个黑人或者白人,一名将军或者教师,或者是将你送到这个世上的双亲。”我不知道那天我是否打动了某个年轻人。但是我决心在离开莫里斯中学时给这些小伙子留下一个忠告:不要走可能受害的捷径。要敢于选择工作和献身的更为艰难的道路,要敢于选一条通向某个目的地的道路。

  我敦促年轻人可以选择任何种族的人作他们的行为榜样,因为我担心,黑人自豪的令人钦佩的楷模会被夸大到造成孤立的极端地步。我举双手赞成向非洲裔美国人灌输自豪感和传统意识,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我将当“野牛勇士”作为我的事业,以便黑人能够回忆在他们历史的另一篇章中自豪的过去。我希望年轻的黑人学习黑人作家、诗人、音乐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以及学习非洲的文化和历史。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承认,美国的黑人孩子不去非洲某个地方闯荡江湖,他们将不得不在美国的天地里成就一番事业。在继承黑人遗产的同时,他们还应当了解我国民主的希腊渊源,我国司法制度的英国渊源以及所有种族和肤色的美国人对美国民族这幅丰富多彩的图画的贡献。我对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忠告是,学会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生活,而不是在你300年前可能出生的地方生活。文化差距太大,流逝的时间过长,因此非洲已不能向非洲裔美国人的心灵提供惟一的养分。推论同样正确,年轻的白人将不会生活在全是白人的世界上。必须教会他们理解少数民族争取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斗争。

  在白人占多数的大学校园中,在我们的内地城市中,在社会相互影响的几乎每一个领域,我们看到正在出现不健康的重新隔离的现象,有时候是自己实施的,有时候是经济条件造成的。在幻想破灭的黑人自行离去时,他们撤回对美国的承诺。他们然后也允许白人离去,并且说:“如果这是他们希望的情况,就这样算了。”即使具有正当的理由,出于好意重新划分选区以增加黑人在国会中议员人数的做法也会使非白人议员摆脱掉照顾黑人选民问题的责任。黑人议程已交给国会的提倡黑人民权小组。非洲裔美国人担心,存在着再次坐到公共汽车后座上的危险,他们的担心是不无根据的。我国是一个机会和严重社会弊病并存的国家;而且我们大家都相处在其中。种族的重新隔离只能导致社会解体。重温马丁·路德·金的旧梦要好得多:建立一个白人和黑人在兄弟之桌的旁边并肩而坐的国家。

  我生活和崛起在一个白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和白人占主导地位的专业中,但所依靠的不是否认我的种族,不是把它视为阻止我的锁链或需要逾越的障碍。别人可能利用我的种族反对我,但我决不用它来跟自己过不去。我的黑色是自豪、力量和鼓舞的源泉,就如我是一个美国人一样。我开始立业时就相信这样一个美国,在这里,只要机会均等,任何人都能通过苦干和信仰获得成功。我仍然相信这个美国。

  5月2日早上,我去厨房喝咖啡,顺便浏览了一下桌上的《华盛顿邮报》。

  我居然上了头版。鲍勃·伍德沃德的书《统帅们》几天后将出版发行,《邮报》登载了一则关于该书的报道。这篇文章是本书日后一连串宣传造势活动的头一炮。5月5日,《邮报》的《书籍世界》将《统帅们》作为其主要的书评对象。5月13日,《邮报》所拥有的《新闻周刊》杂志刊出来的封面报道有我的照片,通栏大字标题是《违心的战争鼓吹者:通往战争道路上的疑虑和分歧》。《邮报》可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一下子成了伍德沃德所谈五角大楼和白宫生活轶事中的主角。我对他描写我的总体情况没有异议。但是传播媒体排炮式攻击的重点在该书的几页上,这几页暗示我在海湾战争问题上私下里反对总统,这是一种宣传策略,旨在通过引发争议而使伍德沃德的书成为畅销书。违心的战争鼓吹者这一主题使得本来反对战争的国会议员和其他反对派可以说:

  “看,鲍威尔真的在我们这边。”

  在我受到传播媒体和华盛顿小道消息的攻击时,除了几个挚友的电话外,我的电话机出奇地寂静无声。我的上司迪克·切尼对我一声不吭。我忽而寻思,看到我受人教训,切尼也许很高兴。我本性善良的一面在说:迪克就是这样一种人。你自作自受,自己想法脱身吧。

  在这一报道刊出的当天上午,白宫接线员在电话中说,总统要和我通话,我心神不定地等着。总统来电话说:“科林,别理这种无稽之谈。不用烦恼,犯不着跟他们生气。”

  “谢谢,总统先生。”我说。

  “巴巴拉向你问好。再见。”电话挂断了。

  那天下午,不管是在讨论关于农业政策问题的会议上还是其他场合,都有记者追着总统询问关于我的问题的更多情况,问的都是伍德沃德的书中写的。总统说:“谁也别想在鲍威尔和我之间制造矛盾,我不管他们出了什么书,提到多少匿名的消息来源,我也不在乎他们没有耳闻目睹,就道听途说……”

  我决不会忘记在我最需要朋友之时,美国总统的这一片赤诚之心。

  5月22日,切尼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你将被继续任命为主席。”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的任期要到9月30日才到,还差4个多月呢。我对迪克表示了感谢。他说:“这是总统的主意,他想早点重新委任你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他用不着背我的包袱,”我说,“他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好好考虑这件事。”

  切尼说:“你不了解,关于你在政府中的地位目前有不少猜测,总统想借此消除这样的议论。”

  “他想什么时候宣布?”我问。

  “明天。”

  第二天,我来到玫瑰园,乔治·布什指着我对记者和前来的官员们说:“我现在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表明我对他能力的巨大信任和我对他的极大尊重。”

  总统说完后,我接着发表了简短讲话。美国广播公司的布赖特·休姆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将军,最近关于海湾战争的报道提到你至少对使用武力的选择方案……存有一些严重的忧虑,请你就此谈谈看法好吗?”

  我刚要开始回答,总统机敏地把我推到一边说:“我只想郑重其事地指出,他说了他的想法;他是公开说出来的。”他回忆起那一天,当时我提出了要萨达姆接受戈尔巴乔夫和平建议的截止日期,于是说:“我认为,当时所有的选择方案都想尽了……在沙漠中划一条底线的功劳应当归于科林·鲍威尔,而不是别人。”总统指向白宫的第二层说:“就在那间办公室内。”这方面的提问就此终止,关于《统帅们》一书的争论也暂时沉寂了下来。乔治·布什在我需要扶一把时把我扶了起来,掸掉我身上的灰尘,并护着我。他就是这样一种人。

  对我来说,战争在2月28日并未结束,我们仍面临着撤回国的一系列的后勤问题,要把数十万军队和大批的装备运回国内,这与运来时一样不容易,我们还得落实“给予安慰”行动,而且还要等争议平息下来。6月初,阿尔玛和我最终设法躲到马里兰州的东海岸,在我们的密友格兰特·格林和金格单·格林夫妇的家中度几天假。我发现格林在小溪旁的两棵树之间架起了一张吊床。我爬上吊床,感到彻骨的疲劳在近一年中终于第一次开始迸发出来。我睡得像死人一般。

  战争终于结束了。

  7月22日,我飞往苏联,与我的苏联对手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举行另一轮建立信任会晤。阿尔玛与我同行。当我们与莫伊谢耶夫和他的妻子加拉重聚时,好像是一个好家庭重新团聚一样。歇脚不久,我就被拉去观看红军表演性的演习。伞兵的跳伞动作设计得活像跳空中芭蕾;他们让我参观食堂,向导力图让我相信,苏军的军需主官就是埃斯科菲耶①;他们还让我参观战斗机、T—80式坦克和AK—47式步枪,直到我累得快要叫起来。苏联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送我一件礼物——手枪。如果我把苏联人这几年送我的苏制武器都佩带在身上,绝对像全国步枪射击运动协会宣传画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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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埃斯科菲耶(1846—1935),法国烹饪大师,有“厨师之王和王者之厨”之称。——译者注。

  海军节那天,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观看闪闪发亮的各类舰艇进行模拟海上战斗。这次演习同我们看到的每一件事情一样,都有薄薄一层气度非凡的虚假外表。在外表的后面,破败的景象一目了然。我被允许参观精锐的伞兵部队,但是我要看看从东欧撤回的苏军的生活情况的请求却被拒绝了。食堂里张贴着花哨的照片,共有7组搭配均衡的食品,它们与从公用大桶中盛给红军兵士的大锅菜极不相称。在为我们表演的闪闪发光的战舰后面,我们看到了码头上到处都是锈迹斑斑的舰船。与我同行的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杰里·约翰逊海军上将以专家的眼光审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后说:“这是一支该退役的舰队。”我此行中遇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已不再是出席早几次首脑会议的极有自信心的人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中,他所经受的连续不断的打击好像已把他打翻在地了。

  在这次旅行中,我试图会见普通的俄国人并同他们交谈,但莫伊谢耶夫不断把我引向装甲运兵车。我们于星期五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我们驱车进城的过程中,我发现大批人向相反的方向行进。然后,到了星期日夜里,当我们乘车回机场时,情况正好相反。我向司机打听。“人们分到了自留地,可能有500至600平方米,”他说,“所以一到周末,他们就去乡间照料菜地。他们在国营商店中买不到像样的东西。菜园子给他们增加一点吃的,可能还有点收入。他们像蚂蚁一样工作。你应当看看他们生产的东西。”个人小块自留地生产的东西按相应的比例计算要比集体农庄生产得多。

  7月28日,我们准备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飞回国内,当时在将远东军区的一件礼品装进我们的707飞机时遇到了麻烦。他们送给我一个硕大的麋鹿头,留着角,安装在一个沉重的木质底座上。装箱后,麋鹿头需要4个壮实的俄国兵才能搬上飞机。

  莫伊谢耶夫和加拉前来送行,我们4人的周围布满了一层被闪光灯吸引而来的西伯利亚蚊子。我紧紧拥抱莫伊谢耶夫说:“米沙,保重自己。”我这是一片真情。我对这个诚实的军人产生了好感,而且我为他担心。我看到一个栖息在一座行将倒塌的建筑物上的人。他眼中瞬息即逝的伤心神色告诉我他理解我。我们大家拥抱告别后,阿尔玛和我登上归途的飞机。

  至于麋鹿的头,当我们在迈尔堡6号住宅内展示时,把我的两岁孙子吓得半死。我最后设法将此野兽的头转移到离它出生之地稍近的地方,至少是象征性地靠近些。我把它送给了我的朋友特德·斯蒂文斯——阿拉斯加州的资深参议员,悬挂在他的办公室内。

  8月19日午夜过后20分钟左右,我刚睡着,就接到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值班军官打来的电话。有人正发动政变想推翻戈尔巴乔夫政权。布什总统在缅因州肯纳班克港的避暑地。副总统奎尔在亚利桑那州。切尼在加拿大钓鱼。吉姆·贝克在怀俄明州钓鱼。我“一个人在家”。我给切尼的副部长唐纳德·阿特伍德打去电话,迅即把情况告诉他。我按了常按的按钮,发现苏联常规武装力量的警戒状态没有变化。苏联人有一个系统叫“加盖夫”,使用一个公文包大小的装置,一旦发生核危机,一小批领导人可以用来互相通信联络。我们能够监测这个系统,并且了解到苏联的核态势也无变化。

  布什总统很快回到华盛顿,摆出一副等着瞧的姿态。那天我得去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按预约进行年度体格检查和紧张程度测试。当时感到有点紧张吃力。政变后的那天,总统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然后把“八人帮”召集到寓所。

  总统问我:“你对这件事怎么看,科林?”

  我说:“你注意到坦克怎么开进莫斯科的吗?它们走在道路的中间,没有特定的前进方向。人们挥着手,把鲜花献给坦克手们,同他们交谈。”我指出,没有坦克封锁克里姆林宫或俄国议会,没有部队接管中央电话交换局,而这些都是政变期间的标准的操作程序。“所有这一切说明,总统先生,”我继续说,“政变的密谋者不掌握军队。军方不支持这次政变。”我还记得在电视上见到5位愁眉苦脸的政变领导人,他们很快就消失了。我觉得他们有点像吉米·布雷斯林书中描述的情况:这是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我怀疑这些笨手笨脚的人能否打翻捕狗员①并接管狗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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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捕狗员,俚语,指美国政府部门中最低级的官员——译者注。

  没过3天政变就垮台了,戈尔巴乔夫恢复了权力。未遂政变标志着苏联共产主义的结束,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末日的到来和鲍里斯·叶利钦的崛起。未遂政变策划者之一季米特里·亚佐夫由我的朋友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接替,任国防部长。我曾相识的列宁格勒的老战士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政变后不久自杀。莫伊谢耶夫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只呆了一天。他显然没有快速采取行动保卫政府,未能中叶利钦的意。于是莫伊谢耶夫很快也销声匿迹了。

  他的失踪令我不安。也许这是一个不同的俄罗斯;但我仍无把握说处理失势者的老方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试图通过在华盛顿的俄国人和前往莫斯科的人找到莫伊谢耶夫的下落。我一无所获。4个月后,我终于接到莫伊谢耶夫的一封信,说他和加拉活着,身体健康。他后来成了高技术通信顾问,一个事业有成的资本家。据我最后一次听到的消息,莫伊谢耶夫发财了。

  数月前,在我们一次出差海湾地区后回国途中,我坐在迪克·切尼的旁边,重新提起了我喜爱的一个话题。我曾下令联合参谋部就战术核武器的用途进行研究。联合参谋部的建议是放弃由火炮发射的小型核武器,因为它们容易引起麻烦,需要很多钱才能使它现代化,而且在当今常规武器精度很高的情况下用处不大。我将研究报告发给四军种参谋长,因为它的结论影响诸军种联合军事原则。卡尔·沃诺——我的老伙伴、老知己和拥护者——在许多问题上支持我,但卡尔还有更深的忠心。核武器事关炮兵的声望地位。我是在要求他的兵种自我放弃一部分。卡尔这位美国陆军的资深炮兵不打算主持拆除其核武器的工作,他想将其他军兵种首脑联合起来反对该建议。报告送到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部门——里根时代强硬派的避难所——他们从保罗·沃尔福威茨直至下面,全盘否决了它。不过,这是我在飞机上拿出来并交给切尼的建议,那是一份切尼的特别助理戴维·阿丁顿在上面写满了批评语句的文件。切尼发出哼声,但他开始看了。

  “我知道你看到那几位参谋长合起来以4票对1票反对我,”我说,“所以否决我易如反掌。但是不要担心,我明年再提,因为我在这一点上是对的。”

  迪克看着我,感到茫然。“我的文职顾问没有一个支持你。”他说。

  我取笑说:“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像您一样的右翼死硬分子。”切尼笑了,并继续看下去。我们回到华盛顿后,他拒绝了我的建议。

  切尼在核问题上并不是死脑筋。恰恰相反,他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远见。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他命令他的文职分析人员以新的眼光研究单一统一作战计划中的核目标。实际上,切尼提出了一个40年来没有得到满意回答的问题:多少数量才足够?他的参谋人员发现事情正在本末倒置。每次一种新的核武器系统研制成功,制定单一统一作战计划的人员就另寻新的打击目标,并且达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程度。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将把一枚弹头对准一座苏联桥梁,而市政厅只隔几个街区之遥。根据当时的计划,单单乌克兰首都基辅就有近40件武器对着它。在华沙条约解体和东欧各国成为民主国家后,五角大楼就取消针对东欧的目标问题发生了一场大辩论。切尼和他的文职分析人员彻底改变了长达40年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想法,并在合理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核打击目标。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已经达成协议,不再用核武器瞄准对方了。

  海湾战争后数月,即9月5日,在国家安全班子的一次会议上,布什总统敦促我们就军备控制问题提出更新的思想。到这时,海湾战争胜利之花已部分凋谢。我们又回到超级大国的角逐场所,在苏联发生未遂政变后,这里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想看到在核裁军问题上的一些新的主意,”总统说,“我不要高谈阔论。我要实实在在的建议。”

  不几天,我们就制定了一份建议,它远远超出了我曾敦促的取消火炮发射的核武器的范围。建议的范围无所不包。取消短程核武器,像陆军的“长矛”导弹。停飞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已经值班32年之久的轰炸机,并卸下其核武器。除了三叉戟核潜艇上的战略导弹外,从所有舰艇上都卸下核武器。拆除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仅保留单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大胆地关闭尽可能多的“民兵”导弹发射井。这一次对急剧变化的世界作出反应的四军种参谋长署了名,保罗·沃尔福威茨和他的强硬派分子也署了名。切尼准备顺着变化的风向而动。没出三个星期,布什总统于9月27日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些单方面裁减核武器的建议。

  在我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我国武装部队拥有2.3万枚作战核武器。在我们自己提出的倡议与裁减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之间,我们应在2003年前减少到8000枚弹头,即减少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虽然布什总统任命我担任第二届两年任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仍需要参议院的确认。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萨姆·纳恩——他支持制裁并反对战争——设法确保我得不到例行的重新确认。听证会持续了两天,在会上,纳恩批评我与鲍勃·伍德沃德的讨论,就如伍德沃德书中报道的那样。我不否认同伍德沃德谈过。政府中有许多人也同他谈过。会谈不是什么秘密:切尼和我也经常谈起这些会谈。纳恩还试图证实,对于延长制裁政策,我同他持有一样的观点。我提醒他,我们实行制裁几近6个月,而它未能打动萨达姆·侯赛因(在随后的4年中也没有)。是否实行更长时间的制裁是一个政治决定。布什总统做出了该项决定。在决定发动战争时,我的任务是确保我们做好准备。而且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纳恩将听证会一直拖到9月30日,即我任期的最后一天。我向他指出,到午夜时,我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是代理主席,因为从法律上讲,我将让出这个职务。于是,他迅即将我的重新任命付诸表决。我得到参议院的一致确认。

  海湾战争后,《时代》杂志专栏作家休·赛迪写道:“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位美国总统像乔治·布什这些天来那样以非凡的气度驾驭着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历史学家仍绞尽脑汁……搜索着可与之相比的事例。他们一无所获。”即使现在,即7个月以后,对总统的支持率仍达到稳健可靠的百分之六十六。在我得到重新确认后,看来在乔治·布什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我还将担任相当长时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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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耶克的论著 - 来自《海耶克》

以下是按初版年代编列的海耶克先生的主要专著与论文   WORKS BY F. A. HAYEK   'INTERTEMPORAL PRICE EQUILIBRIUM AND MOVEMENTS IN THE VALUE OF MONEY '(1928); cited: from McCloughry (1984), pp. 71-117.   'REFLECTIONS ON THE PURE THEORY OF MR. J.M. KEYNES, PART I'(1931), Economica, vol. 11, pp.270-95.   'REFLECTIONS ON THE PURE THEORY OF MR. J.M. KEYNES, PART II'(1932a), Economica, 11, 398-403.   'A NO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 OF "FORCED SAVING"'( 1932b), The Qu……去看看 

第二十五章 富丽堂皇的监狱 - 来自《停滞的帝国》

(1793年8月24日-26日)  8月24日,徵瑞交给马戛尔尼一封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来信。信中说船队已抵达舟山,请指示。马戛尔尼写了一封回信,第二天交给了徵瑞,以便通过皇家邮驿寄走:他嘱咐高厄率船队开赴广州。就在这时出事了。  钦差大臣要求知道高厄来信和马戛尔尼回信的内容:他对英国人的一举一动都要在皇帝面前负责,所以他必须了解有关受他保护的人的一切情况。马戛尔尼不想把事闹大,便同意向这位冒昧的对手作了通报。徵瑞见英使那么好说话,便向他提出作磕头练习。这次,英使发作了:他向徵瑞下了逐客令,并说他一、二天后会交给……去看看 

跋 纯理论与实际应用——地缘政治学的未来 - 来自《地缘政治学》

契伦去逝20年之后,埃德瓦多,舍麦埃留斯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契伦“已经创造了某种全新的和最原始的东西”,一这就是“国家作为一个空间单位的真正科学”。皮特•梅达沃爵士将科学界定为可解释的艺术,他则把解决间题视为其主要功能。然而,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数据的客观分析和分析结果的相应运用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正是那些试图利用地缘政治学,甚至还经常包括政治地理学来支持一项特殊议程的人们,常常混淆了这种根本差别。卡尔•豪斯霍费尔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写的《向德国的地缘政治……去看看 

第04章 我到底有没有罪? - 来自《一百个人的十年》

1968年 30岁 女 T市儿童医院医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 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一九七九 年三月二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   我是亲手杀死我爹的。这你是知道了。   前两天我预备跟你谈,我抑制不住要谈,谁知昨天一夜没睡着觉,原打算今天不谈了。 就是啊,一想那事,我爹我妈那天那样,一切好像都在眼前。回忆一次等于脱层皮呀。我血 压高,怕自己受不住。想把今天这事推了,可一见到你,我又非谈不可。就是啊,谈出来……去看看 

五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 来自《党在我心中》

新民主主义的各项建设和改革   1949年10月1日,新定为首都的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乐曲声中,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接着举行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受阅部队。在全国已解放的各大城市,人们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标志着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和内外战乱频繁、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