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黄不接的十五世纪:中国的海上霸权

 《鸟瞰中国千年史》

  在第二千年的前面五百年,新型边疆民族是天之骄子,到后五百年,则由航海国家独领风骚。这个变化有其内在逻辑。在前阶段,旧大陆的欧亚大草原是世界的通衢大道,草原民族的铁骑加上文明国家的高科技武器,即合成支配世界的方程式。但火药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却宣判了草原帝国的死刑。世界史进入我们的"近代",海洋继大草原成为世界的新凝固剂。有走向海洋的意志、并能把新型火炮装上远洋船舰的海权国家就成为时代精神的使者。

  在这第二场径赛还在暖身阶段,当时的中国已经以"世界冠军"身分出现。后来连这种稳操胜卷的事都不干,乃由于志愿放弃出赛。如果宋代中国有世界最庞大的陆军和最先进的战争工业,明代中国则有世界最庞大的海军和超前的航海技术。当全球史上第一个"世界系统"散套以后,离西方海上霸权的兴起还有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内,中国完全齐备称霸海洋的条件,而且也初试啼声——其表现即郑和下西洋。

  明初海上霸权,有前人积下来的基础。首先是宋室南渡,赖江防抵御胡骑,在中国史上首次建立独立的海军衙门,战舰上的标准火器装备是霹雳炮。除了国防之外,失掉中原的南宋在税收上越来越依靠远洋贸易,在高宗时代曾占政府财政收入中现钱的百分之二十。16唐朝对远洋贸易只开广州一埠,至北宋则另增杭州、明州、泉州、板桥(青岛附近)、华亭(今上海)等九个港口。南宋为了扩充贸易量,甚至在海南岛新建一个神应港。南宋对海洋贸易大事奖励,不论官民,能招来外商增加国库收入至某数额者,都予以加官进爵,政府负责维修海港、建立仓库、在沿海一路置灯塔,并于海上岛屿设立水师寨,替进出的商船护航。

  从宋代开始,外贸已经摆脱"朝贡"体制,朝自由化方向走。元代承袭此势,而它的政权性质又是"全球化"的,中亚西亚的蒙古政权是姻亲,并不是化外,因此,外商来中国的特别多,中国商人对外国也更为熟悉。这个全球化倾向到了明朝开始逆转。要了解明代中国,必须将它放在全球史里面看。蒙古是世界帝国,其崩溃后必然出现地区性的"民族主义"逆反。这个逆反也包括莫斯科的俄罗斯以及十叶派伊朗——该两地今天的民族认同都是"后蒙古"产品。

  有人认为明帝国重建的是较狭义的、亦即是只包括汉族的"天下"。这在开国时就势所必然。明太祖虽然把定居中国的色目人一视同仁地当做子民,但元代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三头马车式的政治体制势必然告终。明太祖为了继统,仍把元朝视作中土的正统皇朝,把忽必烈牌位拱在历代帝庙,但他并没有消灭蒙古人,只把他们逐至塞外,结果他们又重组游牧帝国,威胁时刻存在,结果北疆重新成为第一国防线。这不可免地造成"夷夏之防"意识之重炽。明中期以后,屡遭倭寇、满州侵略,于是逐渐出现宋代那种汉人民族意识,而抗倭抗清的英雄戚继光、史可法也继岳飞、文天祥之后,被编织入民国革命时代发明的民族英雄谱系。

  明太祖在沿海一带也颁布海禁令,当初乃纯行政性质。朱元璋打天下时的劲敌张士诚、方国珍等的地盘,就是具海洋帝国雏形的南宋旧地。这些势力的残余拒绝接受明统,逃亡到南洋,甚至日本。1380年,太祖借"胡惟庸案"诛杀中国最后一位宰相,罪名是他雇佣日本武士图谋行刺皇上。这个"海外关系"实在耐人寻味,它与"去父母之邦"的"天朝弃民"同样令中央不放心。

  海禁令禁止民间出海,却没有终止晚唐以来的远洋贸易,它如今成为中央的专利。中国人不可以出去做生意,而来"天朝"经商的外国人从此必须打着来"朝贡"的旗号。于是,国际通商被加上"政治挂帅"的紧身衣。

  这个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使明初的海军一度膨胀。中国至南宋时已有独立的海军部,蒙古为了灭宋也在金朝水师的基础上扩建,最后是海上的崖山一战灭掉宋朝。元朝合并了金、宋、朝鲜的舰队,成为世界第一海军大国,曾两次东征日本,一度南征爪哇。明初的舰队在数量和船只体积方面又超越前人。明海军在十五世纪初的鼎盛时代有三千五百条船只。

  郑和于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率领两万八千人,用六十二艘船分载,最大的"宝船"长四百四十尺、横梁长八十尺,有九桅,可载千人。它比八十七年后哥仑布发现新大陆的三条小船大将近五倍,而且设备亦较为先进。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宋代已经发明水密隔舱,欧洲船舶到十八世纪才有这种设备。最令人瞠目的是对如此庞大的远洋舰队的补给,这个问题必须拥有海外殖民地或海军基地才能解决。明朝没有在海外殖民,但附庸国麻六甲可能是它海外基地之一。

  郑和六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朝,最后一次(1431-1433)在宣宗朝,郑和死于回程中。自此,中国从海洋退缩,而如此壮举最后连一点涟漪都不剩下。在郑和时代,回教势力——尤其从印度南端扩散的——已在印度洋伸张。郑和本身是回教徒,明朝势力达到该区,亦是顺其原势,并无横加干涉。中国人撤离印度洋后,它很快成为回教的内海,西至西非海岸,东至大明在南洋的据点麻六甲,都渐次皈依回教。这是透过商旅和传教士的活动,非经由武装征服。因此,当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侵入印度洋,该区毫无抵挡能力。

  问题在于:当蒙古的"世界系统"散套,而西方海权还未兴起之际,最有资格带头重组新世界系统的该是中国,但它却在关键期间撒手不管。原因何在?它有表面的,也有深层的。

  表面上是成祖朝开销过于庞大,他的继承人势必采取紧缩政策。除了派大舰队"下西洋"耀武扬威之外,成祖朝还六次征讨蒙古、长期对安南用兵,同时建筑紫禁城——即今日的"故宫"。罗荣邦认为成祖以后明朝出现财政困难。但他同时认为郑和时代的外贸对中国是极端有利的,因为明朝强大,能够单方面决定价格。这引起了两点疑问:远洋贸易足以补助国家的财政困难,何必裁减?外国和中国做生意每次都吃亏,还有谁千里迢迢到中国去"朝贡"?

  答案或许在明朝外贸与"朝贡"不分这点上。郑和的下西洋并非孤立现象。成祖一朝,对不包括安南在内的南洋国家就出使了六十二次,多半是只前往一个国家,规模没有郑和那么庞大。但它们的功能相同,那就是负责朝贡国使团的接送。郑和第一次的航行带回爪洼、麻六甲和苏门搭腊的使团,而第六次于1423回国,带来包括波斯湾区的六国使团,共一千二百人。这些人到了中国,尽了"朝贡"礼仪后,就可以在市场上贩卖夹带的免税的私货,并等待下一班中国船把他们送回去,多半一等数年,每天都由主人盛意招待。明朝既然当了宗主国,有藩属的君主被推翻的,亦得派海军保送他回去复位。

  这个负担的确沉重。成祖死后,北京连前往黑龙江生女真地方的使团亦裁掉。中亚地方有代表子虚乌有国家的使团,希望来"天朝"讨赏的,明廷也加以谢绝。"下西洋"自然是被优先开刀的项目。但遗憾的是明廷连远洋舰队也裁掉。

  成祖死后,攻打安南的战役还持续中,但1426年明海军在东京湾吃败仗,使明廷放弃征服安南的打算,亦使人怀疑海军是否有用。此时大运河也已经修复,并且装上新发明的闸锁,内陆的运河漕运比沿海运粮安全得多,于是,海军被大量裁减。1449年发生土木之役,蒙古势力复炽。明廷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内亚洲国防线,不久就开始建筑长城,从西到东,达一世纪才完成。当时的海疆并无威胁,明廷不会同时维持两大笔国防经费。

  但明朝显然放弃南宋用外贸养海军的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海洋国来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而且完全为政治服务。有邦交的"一年一贡"、差一点的"三年一贡",像日本那样关系极坏的则"十年一贡"。令人费解的是明廷接二连三地下令,把造船的体积越限越小,禁止尖底的只准造平底的。至1500年,造多于两桅的船只变成重罪,1525年朝廷又下令各地方捣毁远洋船只,逮捕所有使用者。如果政府裁减海军,只是政策性的问题,无须变成法令。它们显然是针对私营企业,国家自己解散海军,但又防止民间的力量超出官方。这种限制导致明末制造郑和时代那种九桅大船的技术失传。

  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锁国心态抬头。明代中国从蒙古世界系统中摆脱出来,有如二十世纪共产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断裂一般,都不可免作出背对世界大势的自然反应。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冒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明太祖有平均天下的思想,他虽然没有制度性地平均地权,但用罗织的方式消灭富户,尤其把江南的大地主诛戮殆尽。"几场大清算下来,可以肯定的是全国充斥了小型的自耕农。"他心目中的新社会是乌托邦式的,"它更像一个庞大的农村公社而不像一个国家。"亦即是商业不发达的纯朴的不流动的农业国。他无向外扩张的野心,生前为子孙列下一份"不征国"的名单,其中包括朝鲜、日本、安南以及南洋诸国。

  元代和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明成祖想保留并发扬光大之,并委派回族色目人后代郑和主其事。成祖以后这条路没再走下去,实在是遗憾。成祖这个明代第三位帝王,其实更像是最后的一个蒙古"汗"。他五次到塞外亲征蒙古,不像华夏君主所为。已有人指出:成祖的"态度和元朝的皇帝几乎雷同,他们热切地到外国去拉关系并且聘用外国人为他们服务。"忽必烈想征服安南,劳民伤财而终告失败,成祖又把这件蠢事重演一遍。忽必烈建立的朝贡体制,承袭蒙古"大汗"的派头,强制外国君主亲自到北京朝觐中国大皇帝,他们不肯来,就派海军去攻打。成祖的体系则是成立对客户友善的接送服务。但两者耗资同样巨大。成祖以后,儒家文官政治的"不劳民伤财"的"祖训"就变得更无可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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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建立政治自由的法律与政体的关系 - 来自《论法的精神(中文版)》

第一节 概要我把同政体有关的建立政治自由的法律与同公民有关的建立政治自由的法律区分开来。前者是本章的论题,后者将在下一章探讨。第二节 民主一词的含义没有比自由一词含义更多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词了。有些人认为,能轻易罢免他们曾授予专制权力的人,就是自由,另一些人则认为,有权选举他们的长官,就是自由,还有些人,把自由视为拿起武器并能施行暴力的权力。又有一些人认为自由就是只受一个本民族的人统治或者只受自己法律约束的特权[1]。某一民族在很长时间中把留长胡子的习俗当做自由[2]。另外有些人把自由一词同某一种……去看看 

第45章 - 来自《梅次故事》

不久,王莽之终于调走了。原先传说的很多好位置都没他的份儿,只在北京某部门安了个闲职。朱怀镜总算松了口气。   向长善问吴飞案是不是还要继续追下去?朱怀镜也想马上查下去,但他仔细掂量,说再看看吧。他暗自猜测,陆天一只怕是根点燃了的导火索,说不定就会烧到王莽之那里去。静观其变,相机而行吧。   一夜之间,梅次各县市和部门的头头脑脑都走马换将了。只剩余明吾和尹正东仍在马山呆着。朱怀镜同余明吾谈过一次,私下同他交了底。尹正东三天两头给朱怀镜打电话,要么汇报思想,要么请示工作。朱怀镜明白尹正东的心思,偏偏三缄其口……去看看 

上篇 第11章 热情 - 来自《幸福之路》

在本章内,我打算就我认为是幸福者最普遍、最显著的标志,即热情,展开讨论。   也许理解热情意味着什么的最佳途径是,观察人们坐下来吃饭时的各种不同的行为,对干一部分人来说,吃饭仅仅是一件厌烦的事情;不管食物如何精美,他们总是提不起兴致,他们吃过山珍海味,或许餐餐如此。直到饥饿变成一种令人不可忍受的感情,他们是永不知道挨饿的滋味的。但即使在这时,他们仍然把吃饭仅仅看作每天都要重复的刻板之事,这种事情只不过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作了规定。像所有其它事情一样,吃饭令人厌烦,但抱怨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没有别的事情比它更……去看看 

引言:公民义务与公民不服从 - 来自《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

何怀宏西方讨论“civil disobedience(公民不服从)”的最热点是在20世纪60末到7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雨果·亚当·比多(Hugo Adam Bedau)曾选编过一本有关这个题材的最有名和流行的文选。二十二年后,现为塔夫茨大学奥斯丁·弗莱彻尔哲学讲座教授的比多,又编选了一本同样性质的新书。说明今天的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仍有相当的兴趣。比多在编者“导言”中回顾到:从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起,才使“公民不服从”的思想脱离宗教;通过列夫·托尔斯泰和甘地,才使这一思想国际化;在美国,则是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反对种……去看看 

第十七章 “踩着锋刃”(1938.5—10) - 来自《希特勒传》

(1)   在希特勒向奥地利挺进前,他就曾表示,他再不能容忍捷克斯洛代克对德国少数民族进行的“严重迫害”。这虽然与他要将失去的人民和土地归还给帝国的誓言相一致,但其主要关心的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威胁。他辩解说,捷克是在战后由盟国一手制造出来的国家,这块半岛应纳入昔日帝国的疆土。它一日尚存,一日就是帝国东部的威胁。   认为捷克是一把尖刀插入德国心脏的并不止希特勒一人。从东西两方同时向帝国拦腰砍来的魔影,使德国人制定了号称为“绿色计划”的军事上的反措施:突然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然而,两年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