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分析 自序

 《个案分析》

序一:

此部小长篇原系《大家》所约,也即《大家》首倡“凸凹文本”时所约。

记得当时读了《大家》的约稿信,情绪颇为激动,因为信中所述颇具挑战性,大意有:先锋文学已成为过去,尽管他(她)们做出过一些成绩和努力,但毕竟已经成了过去;文学就是无用,言语才应该是最突出之处,等等。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了他们所说的实际上正是语言的自觉,但我也基本清楚并没有多少哲学的自觉——比如意义的飘浮,他们的意识显然淡薄。而且时为《马桥辞典》风波刚刚过去不久,对“语言的神话”人们似乎正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而且我自己也已有相当明确的主攻目标,比如我瞄准了意义,瞄准了制造意义的人,瞄准了语言本身。

但,我毕竟打点起了十二分的精神。便是挑战性让人精神百倍。

不曾想,就这10多万字的东西,我居然用了半年时间才写成——只有《镜中公案》的一般篇幅,居然比《镜中公案》多花了双倍时间,这还不算,搁笔的时候,居然还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精神却仍然亢奋。

尽管后来并没有被《大家》正式采用,但我并不后悔,而且我仍然真诚地感谢他们的约稿,若不是他们“逼”我恐怕就没有现在这部小说的面目。况且,这部小说曾被《大家》编辑部喜欢,我已很高兴了。倒是我给朋友们添麻烦了,让我感到不好意思。

《大家》副主编、作家海男致函于我表示了歉意。假如我没有征得海男君的同意,把信函内容公开,我想还不至于伤害朋友之间的感情(我只想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而已)。海男君的信函内容是这样的:

这部作品我与编辑部的同仁都很喜欢,但我们都预感到这部作品送审时不会通过,因为我们前面送审一部长篇小说也没有通过。你的作品涉及的许多案例都很敏感,而我们的刊物时时被人窥视着,他们试图找出许多问题,企图让刊物停刊。所以送审时,你的作品未被通过,这在我们预感之中。我原来以为你是分析许多虚构中的案例,那样就没问题了。事实上,案例是一件充满悬念的、不可揭示的东西。我们努力了一番仍未通过,请你鉴谅文学刊物在当下的特殊处境,今后寄给我们的作品请千万别涉及敏感问题,好吗?再次抱歉。

让我感到悲哀的是阳光之下的罪恶。罪恶的黑手总是要伸向光明,是向光明示威吗?而光明常常又过于善良,因此黑手们总是屡试不爽。朋友们,擦亮了眼睛了吗?

好在这部作品没有给朋友们带来真正的麻烦,这倒应该让我感到些微安慰。

后来,我又把这部作品给了其他刊物的朋友,比如《收获》。

《收获》的一位负责人信函的内容是这样的:

您的作品《个案分析》我拜读了。小说的构思恨奇妙,有些地方对人性、社会的分析也很深入。不过,小说结构有些庞杂,卷上、卷中、卷下没有明显的差别,缺少层次上的变化;以王小波做一个参照系,我觉得妨碍了认识的加深。在很多时候,王小波只是一个“反动”,就像一个跷跷板,在这边站着,看着另外一边高,实际上,真要走到那一边,情况不见得更好。我觉得您对一些案件的分析、对中国文化的阐述有时候会走这种跷跷板,缺少一种整体的观察……

应该说其意见是相当宝贵的,其宝贵在:真是见仁见智了。

我应该检讨的是自己,确实是我给朋友们添了麻烦的。有时候我还真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就这么个性格,就这么个犟脾气,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么个玩艺,除了给朋友添麻烦,我还能干些什么呢?

序二:

2001年8月10日,我在泉州的“晓风书屋”买到了一本美国人阿瑟•A•伯格所著《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却原来我1999年上半年写作的此部小长篇与1999年下半年写作的小中篇《晚景比我谁凄凉》(载《滇池》2002年第6期),均是不自觉地便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只是有个重要的不同,后者我几乎是本能地采用了后现代主义方式来颠覆所谓的“中国后现代主义”,前者现在看来我借用的也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立场,比如解构立场。

但这部小长篇肯定是个大杂烩,其中可能有戏仿的成分,也可能有反讽,或者也有幽默,但更多的也许是冷峻。我有意借用并拼凑了某些现成的案例,有的甚至是相当有影响的案例。我的朋友林焱教授读了这本小说的初稿后,建议我说个别太著名的案例最好不用。我说不,我说那么大的案件发生了,可仅仅是发生了吗?况且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我们仅仅只是把他们当作新闻了么?然后新闻过去了,变成了旧闻,那就是说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吗?我们的过去与我们的现在,究竟又该给我们、你们、他们留下些什么呢?

因此“个案”便成了个不能绕开的话题。

我们不能不随时随地地擦亮眼睛,不能不随时随地地当着点心。

但也正如《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的作者附言中所说的那样——鉴于我曾经长期工作于公案系统的职业敏感,并对“王小波(小说)个案”所倾注的巨大热情与研究,我也可以在此比较负责任地说:“但我写的这本书是一本独创的书……这是一本只有我能写出的书,也是一本只有我才会想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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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通过自证、比较、苦炼和战斗形成个体人格 - 来自《信仰真理乃哲学的根基》

体验需要相当的悟性。通向悟性的途径是内省、体验、形态、直觉;德性与精神的苦炼;对传统图示和历史的吸收与修正。但体验也不能神化。感觉到的东西,不等于体验到的东西。体识是在行事的体验之中,生存意志中而非仅仅靠理智的综合得来。立场与行为倾向决定体识能力。借鉴(知识、思想)而非体识(思想、知识),使人成了一个旁观者,而非思想的当然亲证人。思想的价值,也是首先求自证。自证而惘,何图他证?思想的意义,必经学术思想界之证,以作品的形式冲击思想界,以其独特的力量而获证;或一普适重大的事例来证。自证性即意味着自己确立一种评价历……去看看 

译后记 - 来自《伯林》

伊塞亚·伯林的名字对我国大多数读者来讲还是比较生疏的,甚至可以说,即使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专业人士,熟悉伯林的也不是很多。伯林不是一颗“新星”,不是一位新近才冒出来的人物,而是一位在西方哲学思想界长期被“埋没”、或被有意冷落的人物。个中原因,至少按本书作者的看法,主要是由于伯林的思想对西方理性主义的主流传统具有的颠覆性意义,以至许多理性主义思想家有意无意地联手封杀这位左道之士。大概是由于当代反理性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伯林从价值多元论角度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才重新受到了重视。本丛书是把他作为一位“世界……去看看 

第十九章 亡者超荐 - 来自《西藏生死书》

在现代世界里,当某人过世时,遗眷最大的痛苦,往往是以为对亲爱的亡者再也不能提供任何帮助。这个信念只会加深他们的痛苦和孤独。其实,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亡者,也帮助我们在他们过世后继续活下去。佛教有一个很殊胜的特色,同时最能展现诸佛的智慧和慈悲,就是它有许多特别的法门可以帮助亡者,因此也就能够安慰遗眷。西藏佛教的生死观涵盖一切,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每一个我们想象得出来的情况下,都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因为在我们所谓的「生」和我们所谓的「死」之间,并无任何区隔。慈悲心的力量和温暖,可以伸展到任何中阴和六道……去看看 

第十一章 威震鲁南 - 来自《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二卷》

1947年2月24日17时,随着国民党军第二绥区中将副司令长官李仙洲在莱芜城以北土丝口村舍里,被陈毅和粟裕指挥下的华东军民擒获,陈粟大军已经超额完成歼敌任务。从1946年10月到1947年2月,华东两大野战军联合行动,陈毅、粟裕密切配合,连续取得了宿北、鲁南和莱芜战役的重大胜利,将蒋介石进攻华东战略区的总兵力的1/3、共15个整旅、13万之众的国民党军歼灭,基本上遏制了蒋介石在华东地区全面进攻的势头。  华东战略区所取得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蒋介石全面进攻战略在华东继续  华东战场的国民党军在前4个月与陈粟的较量中,虽……去看看 

权力意志 第九节 - 来自《权力意志》

〈990〉   我忘记说了,这种哲学家是快活的,他们甘愿蹲在豁朗天宇的谷底——他们需要一 种与人不同的手段去忍受生活的甘苦。因为他们受的苦有所不同(即就像苦于他们蔑视 人的深渊那样,也苦于他们对人类之爱)。——这种世上最受苦的动物给自己发明了— —笑。  〈957〉   就像命运一样,伟大的使命和问题责无旁贷地、迟移地、森然地临近了。整个地球 应该怎样管辖呢?整体的“人”——不再是一国之民,或某个种族——驯育的方向是什 么呢?   主要手段乃是立法者的道德,人们可以利用这种道德把人塑造为创造性的和深沉的 意志……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