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阿伦特一辩

  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约好了似的,对汉娜·阿伦特保持沉默。这位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此前没有一位女性在这个领域获得过同样的成就)的女性,并没有进入同样以政治目标为己任的女权主义视野。这当然首先是因为阿伦特在公共活动(公共言论)中从来不以自己的女性身份自居,她绝不以个人的女性声音发言。1952年普林斯顿大学请她主持极具声誉的克里斯蒂安·高斯讲座,对强调她作为第一名女性令她感到不快。这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心智上的完整、体验到自己身上足够力量的人来说,把她放在一个需要加以突出的性别的位置上,肯定不是对她的任何一种奖赏。

  不与阿伦特为伍的另外一个更可能的理由是她与海德格尔德的关系。在今天更年轻更时髦的一代人看来,它不仅是哪儿不对劲的问题,还很可能是丢脸的和声名狼藉的。从表面上能得到的所有材料表明,从一开始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平等的。一个居高临下、滔滔不绝,另一个毕恭毕敬、洗耳恭听;一个感到对方只是肉体上的热情和吸引,另一个却同时领略对方全部的精神和灵魂;一个始终处于主动和支配的地位,以其老道圆滑的精心策划,控制对方和与对方的交往,另一个只能处于完全消极、被动的位置,任其摆布。如果说在最初4年的恋情中,阿伦特年轻无辜、情有可原的话--刚开始时她只是一个尚未涉世的18岁女孩,而海德格尔已是 35岁,那么,25年以后,尤其是当海德格尔与纳粹合作的丑行被公之于世之后,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一如既往的忠诚、维护,保持和他的继续交往甚至为他辩护、为在美国出版他的著作极力奔波、一再努力希望和他单独相处,就显得非常不可思议了。不管是从承担犹太人悲惨处境为起点建立自己学说的卓越的思想家的眼光,还是以一个在人格和事业上都完全成熟的女性的身份,她的做法--用常挂在人们嘴边的一句话来说--显得"没有必要"。何况在后来这整个过程中,她已经从个人交往的角度一再意识到海德格尔的某些人格缺陷,他的种种不能自圆其说,"天才和谎话的大杂烩",她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乃至在事业上始终得不到海德格尔的公正肯定,所有这些,竟然都没有妨碍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恢复和进一步建立联系,哪怕这种关系事实上严格被限制在友谊的范围之内。

  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怎样的推动力?到底因为什么,使得这位在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中活力非凡、一身正气的超拔的女性,在她的个人生活中要忍受如此的不公正?

  阿伦特属于对自身坦然、坦率的那样一种人。她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种种力量,它们的两个对立的极端是智性和情欲。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只要他还没有被诸如功名利禄所扭曲的话,也能体验得到自己身上的这些力量。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们拥有什么他就惧怕什么,他恰恰恐惧自己具备的东西。对于同时拥有智性和情欲力量的人来说,他的一个特殊的恐惧是,生怕其中的一个会毁了另一个。最常见的情况是,对于立志从事智性活动的人来说,他更恐惧情欲的力量会毁了智性的力量,因为这毕竟是他的安生立命之本。渐渐地,这会造成一种障碍,使得这些人远离情欲,把自己局限在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书案工作之中,忘记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仅仅受这种罪。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跨越这种障碍,仍然把自己当作整体的人加以对待和体验。

  最初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幽会时,这位老师向他的忠实的女学生到底说了些什么,人们只能想象,具体的不得而知。显然,年轻的姑娘给人以这样的信任:在她的生气勃勃背后,有一种罕见的坚韧、坚忍的力量,但它们并不导致固执和孤僻,相反,却径直走向敞开、接纳和承受,随时准备迎接从天而降的任何好东西。她天性完整、敏感和丰厚。一旦有可能,一经春风化雨,所有她身上潜藏的优秀品质,就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生长和崭露头角,让人惊讶不已。这正是海德格尔最希望见到乃至暗中等待的。这位以其"离经叛道"跃居要位的年轻哲学教授,他的理论本身要求一种实践,一种实实在在的"返回"和"照亮",一种具体的"出世入化"。说他对阿伦特仅仅是一种肉体上的兴趣是不公正的,他不可能对其他拥有年轻芬芳肉体的姑娘也有同样的兴趣,阿伦特与他的理论和事业并存。如果把倾听也看作一种言说的话,阿伦特非同寻常的、无尽的倾听和吸纳已经参与了他的智性的创造活动,拓宽和变动着他的视野(这是海德格尔后来承认的)。与他人不同的是,年轻的姑娘还提供了一种来自生命的结结实实的担保。对阿伦特来说,勿庸置疑,她超越的气质、智性方面的野心和生命涌动的激情,在海德格尔那里也得到了结结实实的实现和担保。不难想象,还有别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若干年以后,阿伦特仍然执迷不悟地将之称为"伟大的爱。"这在今天生命力趋向孱弱或习惯于"灵"与"肉"分离的人们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这对师生之间表面上的不平等,是与他们某种实质上平等同时并存的:在生命的质量方面、在心性的完整方面和超越的情怀方面,这两人是旗鼓相当的。只是目前阿伦特还没有来得及显示出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海德格尔此时或后来是否明白和承认,这都不重要。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海德格尔是在何种意义上"控制"着阿伦特?由海德格尔来发出的那些"信号"在何种程度上对阿伦特起作用?回答只能是一个:在阿伦特愿意接受的份上。阿伦特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什么,海德格尔对她意味着什么,这无需他人置噱。全部的解释权在阿伦特那里。

  问题或许这样被提出来:为什么阿伦特如此心甘情愿?她如此被动和服从说明了什么?

  女人和男人这点也不一样:女人较少功名的考虑。相对来说,女孩是在一种无忧无虑的气氛中长大的,没有人对她的前途有过多的展望和期待。她可以做事情,也可以不做事情,全看偶然的情况而定。也许这种状况对于女人的天性是一种保护。她可以更多地面对自己。如果是陷入了爱情,女人也更可能不顾一切,以一种抛却万事万物的方式,全然不顾世俗的考虑。男人则小心翼翼,万般顾忌,考虑到诸如 "一生的名节",一辈子(或半辈子)辛辛苦苦地建立起来的"世功"。当然个别的情况除外。

  然而对于富有智性的人来说,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情况都还要更复杂一些。他们有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强烈要求,有需要独处的迫切心愿,这是保证智性活动的起码条件。要想富有成果地进行思考,必须是连续性的不间断的,不受任何外部搅扰的,因此不能在所需要的时候单独和自己呆在一起,哪怕因心思放在别人身上而不能收回来,这都能引起"思"者的某些内部恐慌。于是,外在的约束自然地会变成一种内在的恐惧:担心爱情或在情欲掀起的波涛中丧失自我。有智性的女人在这方面的恐惧并不亚于男人,甚至比男人更甚。她不仅担心自己是否还能保持独立地思想,还要担心对方能否保持自己的全部完整,生怕自己无边无际的爱将对方的生活搅乱,让对方陷入覆水难收的一团糟之中。一旦对方丧失了独立性,她自己则毫无独立性可言;而缺少各自独立性、缺少自由的爱,则是完全不能忍受的。

  对阿伦特来说,海德格尔德的独立性就是她本人的独立性。海德格尔在何种程度上能承受他自己对阿伦特的爱和阿伦特对他的爱,则是阿伦特所能承受和所愿意接受的限度。她和海德格尔分享同一种恐惧。这不是在世俗的意义上来理解或计较的,而是拥有精神生活的人都能体验得到并互相默契的。在这个意义上,掌握主动权的一方甚至更难。他为自己留下的天地,也是为对方留下的天地。而这个尺寸怎么把握?怎么让双方都感到爱的洋溢而又不至于丧失自己?海德格尔会比阿伦特感到更沉重。相对而言,阿伦特可以少负一点责任。她宁愿把这个大难题交给海德格尔。让他去安排吧。让他去主宰吧。只要自己的爱不去伤害对方乃至伤害自己。本来这就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礼物,也许是自己不该得的。海德格尔没有对她做过任何诺言,她也决不指望更多。这里面没有什么老师和学生、控制者和被控制者的关系问题。象阿伦特这样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聪慧地女人,她不会不知道"被动"也是一种 "主动"。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海德格尔是一个"榨取女人"的那种男人。在和一个倾听者的关系中,他是付出者。何况这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付出。整整4年,也许他感到能量的过度消耗而疲惫了?也许他需要重新回到自己的独处状态?他感到他和阿伦特之间暂时不会再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内容?当阿伦特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表达远走的愿望时,他却主动提了出来,尽管理由是那么明显的可笑。又一次地,他承担了 "罪过"。他维护了自己也维护了阿伦特。包括现在,谁都不难看出,他俩分开为好。这种"无世界性"的状况应该结束了。

  阿伦特是矛盾的。她即想走,又不想走。即想拥有"伟大的爱",又不想失去自己的独立人格。但分手的话最好不要由她来说出。她不想承担这种东西。还是让她一味地保持自己的"消极"状态吧。

  这是不是一个性格问题?像阿伦特这样的女人,在离开男人之后,她永远不会细数自己在哪儿受了损失,列出自己的"伤痛",并把它们当作自我炫耀和炫耀给世人的东西(如果碰巧是一个女作家,那她就有事可做了)。像过去一样,她全部、无条件地默默地领受了下来,"照单全收"。这样做显示了:一方面,她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是独立的、自愿的,她和海德格尔德处成那样一种关系仅仅表明她是一个自我决断的人,别人怎么看,她不在乎;另一方面,她天生不会计较,相反,更适合感激和感谢,她考虑得更多的是海德格尔给予她的东西,那是一份非凡的礼物,使得她的生命得以像现在这样壮大和宽阔。没有海德格尔是不可以想象的。包括她一向的独立性,离开海德格尔时,她的独立性及所需要的孤独,不止是她个人的,还有海德格尔的,是双份的。

  这是一位心智完整的女人。她知道如何避开那些不健全的东西,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生命、头脑和感情的健康和质量。她是不受伤害的,尽管她也有十分惶悚的时刻。她的生长性在她一切优秀品质中居于领先地位。

  初版于1950年的阿伦特第一部重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这位往日的学生对老师的学说做了明显的清算。这是阿伦特作为一个流亡的犹太人的身份所决定的。这种清算包括把对于"孤独"的欣赏变为对于"孤独"的批判。"思"需要"孤独",但人们和世界的关系不止是"思"。"思"的界限不是这个世界的界限。"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独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制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独。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的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独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正是为这本书的出版宣传,阿伦特在流亡美国多年之后第一次回到欧洲,回到了德国,见到了海德格尔。她看到的不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而是一个"被罪恶的留言和伤人的诋毁摧垮了的老人。"阿伦特重又复燃了对他的奇特感情。时隔25年,她此番才告诉他,当年"我离开马堡大学,只因为你的缘故。"说出这句话不止是解释当年的行为,也不仅是给这位正处于人生最倒霉时期的昔日情人的安慰,它表达了一种"现在时",意味着他们两人关系的一个新的起点。尽管这中间也有时断时续的情况,但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曾经有过的过去并没有消失,阿伦特一如既往地站在海德格尔这一边,一如既往地以自己以特有生命的热情试图给海德格尔德思想和生活重新注入活力。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一旦是海德格尔需要(更多的是阿伦特自己觉得这是他的需要),她会把自己的事情放在一边,将海德格尔的事情置于自己的事情之上。海德格尔继续让她烦恼、苦涩、受苦和欢乐。这回不能说海德格尔是在控制他从前的女学生了,她是控制不了的。倒是她自己,一再陷入为海德格尔烦心而心烦,因自己无力摆脱而愤怒、焦虑。从同样身为女性的眼光看来,她对布留歇尔反复表达的依恋,有点像一个依然无助的人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需要把自己拴住。当年她和海德格尔在一起时,她是惶恐的,布留歇尔给了她以踏实可靠的感觉;但海德格尔再度出现之后,这种惶恐接踵而至,到死也没有摆脱。这真是令人称奇了!我想起弗吉尼亚·吴尔芙在谈到俄国小说家及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时说的一句话:"这些人活得多认真啊!"

  海德格尔有福了!他遇上的这个女人,比他小17岁,带来的完全是生气勃勃的另外一副景象,她贪婪地吸收和承纳他的一切:思想和肉体、最深的灵魂和浪漫的想象力,对古代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且不管在什么意义上)。她既是他的情人、亲昵的肉体关系的对象,又是他富有磁性的话语的倾听者、灵感的激发者,后来竟然在另外一条道路上,成为他的思想和事业的非同寻常的传承者和发展者。对另外一些读者而言(比如笔者这样的),只是因为对阿伦特的兴趣,才又想到要去读海德格尔。这里禁不住让人想说海德格尔几句好话。这肯定是个有特殊魅力的男人。我指的是在心智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和超越的力量。他肯定不是一个俗物。他的确需要听众,那是因为他的思想是在和听众的关系中,在与对方有形无形的设置、变换、调整中逐渐显露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自身首先是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他的听众各种微妙的反应和动静,在得知这些反应之后并因为有了这些反应,再去倾听自己身上才冒出的新的其他的思想。那是一些前一分钟还不属于他的想法,现在由他的嘴巴说出来,令他自己也大吃一惊。他为自己留下的最大的可能性也是为对方准备的。正和言说者也在倾听一样,倾听者同时也在无声地言说。她知道自己参与了某种创造。从谈话的开始到末了,她也同样走出远远的一大截,那完全是用她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比起这样微妙、激动人心的谈话本身,从中所产生的东西归于谁的名下,以谁的名义发表,这已经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了。甚至是谁在说,谁在听,这都无关紧要的了。有一种东西在他们之间发生、生长、壮大,它支配和牵动着他们两个人,像支配和牵动着两个木偶。那些话题从古到今始终存在,曾经支配和牵动了多少杰出的英才!哪怕这种谈话最后什么也没留下来,其过程本身已经足够了--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些令人心醉的、灵魂出窍的时刻,忽然感觉到自己处在"天外之天"瞬间。"没有人像你那样演讲,以前也不曾有过。"这是1974年(阿伦特去世前一年)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依然满怀深情。言谈者和倾听者之间、男女之间这样一种奇特的对话关系,是任何一种有关权力话语的理论解释不了的。

  阿伦特更加有福!她碰上了海德格尔!尽管海德格尔的学说中有"反智主义"的嫌疑,但他本人远远不是一个思想上的懒汉,而且他喜欢有智性和富有挑战的女人,不只是阿伦特,他的妻子和他后来的那位女朋友都属于这一类。这是一个真正热爱智慧的男人所需要的,他要把精神活动造成一种生活,而不是把某个东西仅仅当作职业或竞技的手段。除了他的抽象气质,作为一个男人,他肯定也不失某种魅力。他和阿伦特分享作为一个人的那种完整性。当然,阿伦特的这份福气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她通过自己卓绝的努力争取来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阿伦特,海德格尔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面貌,他不会拥有对世界、对今天如此的开放性。在这个意义上,是阿伦特创造了这个海德格尔。她一直深信只有自己最理解这位真正的大哲学家,是有她充分理由的。(尽管这点造成了她对海德格尔妻子的某些不公正)。

  阿伦特在世界面前表现出来的公正宽广的胸怀,首先表现为她对自己是公正宽广的。她无法怨恨海德格尔,她无法允许自己身上出现这种东西,虽然后者给予她的苦恼并不亚于任何一个讨厌的男人给予女人的,但她拥有一种奇特的力量遏制住了自己身上这种负面的力量,她既不愿意也有能力将种种怨恨和不满严格限制在不失掉自己尊严的水准之上。对她来说,与其怨恨和背叛,不如忠诚和忠直,这是保持自身完整一致性的那种要求。她不能容忍自己身上漏洞百出、四分五裂,活得像一件破衣服,像大多数我们今天的人那样。从心气上来说,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失败,让她相信自己曾经深爱过的男人是一个不值得她付出的人,这是令她难以接受的。即使偶尔产生过这样的念头,和感到某些蜘蛛马迹,她也要全力以赴地去加以弥补。不能让这个男人消沉和颓废下去,不能看着他失败。眼看着一个男人无法自救,看着他经受羞辱,这是任何一个优秀的女人所无法忍受的。他们的这种失败,比女人自己的失败还要惨。选择无非是两条:要么去帮助他,要么走开。阿伦特选择了前者,这是她天性的高贵,也是由于她对于这个男人的深信不疑。她的慷慨无私还在于,一有机会,她就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对这个男人的敬意和感激,说出这一点,对她其实并不丢脸;相反,对于他们两人,都是莫大的奖赏。在她的重要著作《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德文版为《积极生活》,Vita activa)出版之后,她让出版商给海德格尔寄书,并给他的信中写道:"它直接产生于马堡的那段日子,无论如何这一切都归应于你。"在另一张纸上,她写下了一首没有寄出的诗::

  Re Vita activa

  这本书的献词空着,

  我怎么把它题献给你?

  给我信赖的人

  给我忠诚于他

  却没有挽留住的人

  无论怎样

  都满含爱意。

  这个女人,让人艳羡死了。

  (这篇文章的材料,来源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美)阿丽斯贝塔·爱丁格著,戴晴译,董乐山校,即出。和《热爱世界--汉娜·阿伦特传》,(德)阿洛伊斯·普林茨著,焦洱译,社科文献出版社即出。)

  也是在这本书里,阿伦特区分了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在她看来,私人领域领域向公共领域的渗透,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占,是现代社会天地翻转的一个重要标志。"一群失去了对世界的共同兴趣、并不再感到被这个世界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的人组成了一个共同体。"《人的条件》(第)她本人站在一个非常古典的立场上,倡导一个摆脱了生存压力和利害关系的公共领域,人们能够在其中自由地表达、行动,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以实现人的更高本质。然而与此同时,她并不否认私人领域的存在,指出在公共领域受到侵害的地方,私人领域也不复存在。她同意洛克所说的,没有最个人的"私人财产"的地方,"共同的东西毫无用处。 "但如果一个人"完全在公共领域、在其他人在场的空间里度过自己的一生,是浮泛的。尽管像这样度过一生保持了它的可视性,但它却失去了从某个较黑暗的地方跃升至人的视界之内的性质,如果它不想失去其非常实在的、非主观意义的深度的话,这个黑暗地方就必须一直隐藏起来。"(同上)显然,阿伦特是要在纯粹的个人领域和可视性的公共领域做一个不容混淆的划分。她自己生活的可视性(可理解的)部分和不可视(不可理解的)部分,也是那样泾渭分明,我们几乎可以读出这两者之间清晰的中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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