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力、种族主义和巴以冲突

  福柯对权力的思考从未停滞,他的权力研究采用的是开放主义态度。在事件面前,在现实面前,在历史的压力下,在任何可能的启示性光线的照耀下,权力都可能被再次思考,不停地重读、质疑、修改、更正、定位。对权力的思考,永远不是终结性的,相反,它总是未完成的,总是在摸索中,用福柯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瞎子经验主义者”,他既没有一般理论可借鉴,也没有现成的工具来利用。福柯并没有将权力本质化,并没有提出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实体。大致说来,福柯考察了三种权力形式,一种是否定式的国家权力、君主权力、法律权力。这是人们最易于理解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本性是镇压、消灭、抹擦、否定,它与暴力机器相关,它的手段通常是屠戮,它的典型意象则是血,屠刀起落中飞溅的鲜血。第二种权力形式则是规训权力(discipline power),这是福柯重点探讨的权力形式。规训权力不是否定性的,也不是镇压和消灭式的,相反,它是生产性的、造就式的,它不是让对象归于无和沉寂状态,而是生产出某种有用而驯服的产品。具体地说,规训权力针对着身体,将身体进行反复的改造、矫正、生产,目的就是生产出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人体,这些人体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工作中都符合某种规范化目标。人体在权力的生产和矫正中既有用,又驯顺,而且有关自身的知识也被权力建造起来。在生产性权力的揉捏、造型和摆布下,人和人体都是被动的、听话的、他律的,都是可以被反复地塑造的。以此为基础,福柯提出了他的第三种权力形式:生命权力( bio-power) 。生命权力和规训权力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生产性的,肯定性的,积极性的,都不是杀戮式的,不是君王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消灭式的,相反,权力在保持、激发、促进、生产和投资它的对象。如果说,规训权力的主要对象是人体,那么,生命权力的主要对象是生命。生命权力正是这种提高生命、管理生命,繁殖生命,控制和调节生命的积极权力,它在生命、人类、种族和人口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围绕着生命,生命权力和君王的屠杀权力针锋相对,这也是肯定权力和否定权力的针锋相对。

  福柯所指的生命权力形成于18世纪 ,它关注生命,关注作为生物过程的人体,将人体作为繁殖生命的基础,它根本的关心是生育,出生率和死亡率,健康,人口的寿命和质量,福柯称这种生命权力为人口的生命政治学,它对人口进行积极的调节,干预和管理。“对身体的规训、对人口的调节构成了两极,控制生命的权力就围绕着它们而展开。古典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个伟大的双重技术——解剖学和生物学的,个体化和具体化的,它着眼于身体性能,关注生命过程 ——使得权力的最高功能可能不再是屠杀,而是对生命完完全全地投资。”这种生命权力就是要管理生命,它使生命第一次纳入到权力和知识的视野中,纳入到历史的视野中,纳入到政治技术中。这些包围着生命的权力-知识,目的就在于要更好地维护和肯定生命。权力就不是屠杀生命,而是相反,是促进生命,是使人活,是提高生命的价值,是控制事故、缺陷、流行病并消除一切可能的对生命构成的威胁,对于生命而言,生命权力是肯定性的,它旨在消除疾病,建立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机构,总之,它要对生命负责。它管理和干预的领域,它要建立的知识领域是:“出生率、发病率、各种生理上的无能,环境的后果。正是关于这一切,生命政治学抽取其知识并确立干预和权力的领域。”

  福柯在《知识意志》的众说纷纭的最后一章中首先提出了生命权力的观点。但是,福柯对此语焉不详,后来,在1976年和1978年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福柯再次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补充。在题为《治理术》的讲座中,福柯间接回答了生命权力出现的历史契机。生命权力是怎样出现的?或者说,在怎样的历史瞬间,权力开始关注人口和生命,关注它的健康、安全和兴衰?权力为什么要“治理”和“拯救”生命?福柯将它的权力谱系学再一次追溯到16世纪。 这一次,福柯是将人口和治理术(govermentality)联系起来讨论的,是在国家范围内讨论的。福柯在此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治理术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是怎样将其目标逐渐转移到了人口和生命上?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表述形式是:治理术怎样演变为生命权力?或者说,治理术是怎样采用生命权力的形式?在福柯这里,治理术并不等同于权力,但是在它的某一个阶段,它会和某种权力形式重叠,它们的对象、趣味、焦点、目标可能重叠。实际上,针对人口的治理术,和针对人口的生命权力就是一种重叠。二者都关注生命和人口,都将生命和人口的质量的改善作为目标。生命权力是漫长的治理术的重要一环,福柯的结论是,治理术在经过反复的演进后,是在18世纪,将其对象锁在了人口上。这样,治理术才采用了生命权力的形式。如果说生命权力仅仅是针对着生命、人口及与人口相关的要素的话,那么,治理术的历史和对象范围宽泛得多,它只是在人口这里获得了戏剧性的变化并同生命权力重叠,或者说,它才采用了生命权力的形式。那么,治理术是怎样一个过程?它到底如何转变为生命权力?

  福柯在题为“治理术”的演讲中,勾勒了治理术的三个演进阶段。首先是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所体现的治理思想。《君主论》的核心是,君主无论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得君权,他都不是自然的君权本身,君主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君权的,这也意味着,他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失却君权,君主和君权之间的纽带就不是固定的,牢靠的,一劳永逸的,君主随时面临着丧失君权的威胁。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君主和君权之间的脆弱纽带——这也是一个人为纽带,它们没有根本性的,自然的或法律的联系——随时都会崩断。这种崩断的外力既可能是君主的外在敌人,也可能是君主的造反臣民。这样,君主就得通过行使权力来强化和保护自己的君权。对君权的保护技巧、对君主和君权之间脆弱的纽带的维护,就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治理的艺术,它需要两项能力:对君主所面临的危险的辨识能力;发展一种操纵艺术,使君权得以保护和维持。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就这样被视作君主如何保护君权的政治学。对马基雅维里而言,君主的权力对象有两样东西:一是领土,一是居民。马基雅维里有意地将主权同君权重合,无论是君权还是主权,领土都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君权就是要维护主权。在他这里,治理最主要的是对领土的管理和控制,就是确保主权,确保对法律的绝对遵循。

  接下来的治理术——福柯所讲的第二阶段的治理术——正是对马基雅维里的治理思想的绵绵不断的批判。这类治理艺术的核心是,“把经济(家政)引入政治实践中”,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将经济——也即是说,对家庭中的个人、物、 财富的正确管理方式、使家庭兴旺发达的正确方式——将父亲对其家庭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注引入到对国家的管理中来。”这样,治理国家就不再仅仅是保护君权,而是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建立家政。君主对国家的居民,对居民的财产和行为的管理,就应当像家长对待家务和财产一样进行控制。这类治理艺术并不涉及领土,它关心的是人和事情构成的复合体,实际上,它关心的是人,是与事(财富、资源、谋生手段、领土)相关联、交织的人,领土不再是治理的主要对象。

  但是这种以家政为基础的治理艺术的发展并不顺利,在18世纪,因为人口的扩展,治理艺术的尴尬境况得到了改善,它的障碍也消除了。 为什么人口问题扫清了治理艺术发展的障碍?福柯的解释是,在人口问题出现以前,治理艺术是以家庭管理作为模式的,但是,人口问题一出现,治理艺术就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人口问题不可能在家庭模式中得到解决,因为“人口有其规律性,有其死亡率和发病率,有其自身的稀缺循环”,此外,与人口相关的还有流行病、迁移、风俗,职业活动等。更重要的是,它还引发了一些经济后果。所有这些,使得人口问题无法还原到家庭维度,对人口的治理,就无法以家庭模式作为基础来实行。或者更准确地说,家庭不能提供基础性的治理模式,家庭倒是被包括在人口问题之内,它成为思考人口问题的一个手段,而非模型,家庭这个治理模型消失了,一种新的针对着人口的治理术出现了。

  这就是第三种治理术,也是直至目前的最终治理术,它出现于18世纪。这种人口治理的目标就是人口的福利,它包括增加财富、提高健康、延长生命等等。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治理术和生命权力的重叠和交织。福柯讨论的18世纪的新治理术的出现正是生命权力的诞生,在《知识意志》中,生命权力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权力实践图式,他在那里断言,社会从此进入了“现代生物阶段”,在这里,在《治理术》中,他同样断言,这个治理术到今天还“牢不可破”,它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是一个人口治理术的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治理术’的时代”。无论是“生命权力”为标志的“现代生物阶段 ”,还是“治理术”时代,对人口的管理成为社会的最主要目标,在此,治理术采用的是生命权力的实践形式:二者都是对于人口的管理,都产生关于人口的知识,都将人口和生命作为最后目标,都成为今天的主导权力形式,最后,都动摇了传统的国家模式和形态,都奠定了一种崭新的国家权力实践图式。

  这个新的国家形态因为要促进人口和生命的质量,它就不是杀人成性的屠戮国家。因此,它似乎摆脱了暴君和血腥的形象。它不再是野蛮的镇压和惩罚,而是善意的治理和救助。它的核心机制是确保安全。这是一种维护生命的治理性国家。它与那种严酷的冷血巨兽的国家截然对立。对生命的治理权力而非对生命的屠杀权力;松散的治理性国家而非严酷的君主国家;对人口的关注而非对领土的关注,福柯所勾勒出来的这一政治学趋势,在今天,在人权和主权的不尽纷争中,在世界各地弥漫的炮火和硝烟中,不是引发了巨大的回声吗?现代形形色色的战争和种族主义的引发完全可以在治理权力或者生命权力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因为,“在19 世纪,权力占有了生命,承担了生命的责任,它通过身体的规训技术和人口的调节技术,完完全全覆盖了从有机体到生物学,从肉体到人的全部。”如果说,战争和种族屠杀是针对着肉体和生命的话,是与人口密切相关的话,那么,它们就能够在治理性国家的背景下,在生命权力的框架内得到解释。

  福柯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必须保卫社会》中将生命权力和种族主义联系起来。乍一看,生命权力怎么会引发战争呢?因为它是在提高生命、延长寿命、规避风险、消除疾病,它是以生命和健康作为对象和目标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怎么可能杀人呢?“这个主要目标是使人活的权力怎么可能让人死呢?在围绕生命权力的政治体系中,死亡的权力、死亡的职能如何运转呢?”福柯正是在这里谈论种族主义。在他看来,种族主义进入现代国家机制中,与生命权力密切相关,生命权力促发了种族主义,并使种族主义成为国家的根本性权力机制,国家通过种族主义而发挥功能。怎样理解福柯的这些论断呢?

  我们先看看福柯的种族主义概念。什么是种族主义?“首先,它是最终在权力承担生命责任的领域引入断裂的手段,是应当活的人和应当死的人之间的断裂。”种族主义是断裂、区分的手段,它将人类的群体、人类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分开,它将人类分类,有些种族低等,有些种族高级,有些种族好,有些种族坏,这些人类、人群、人口从其内部错开了。换一种说法,人口的生物学类型得到了划分,不同种族占有不同的生物学知识和生物学领域, 人口内部就不再是同质性的,而是一个混和的差异性种族的集合。人口的生物学统一体—— 这一生命权力的对象——被分裂了,这是种族主义的第一个功能。种族主义的第二个功能正好和生命权力的旨趣相吻合,或者说,它借用生命权力的运作方式而发挥作用。生命权力的目的是,要维持生命,要更好地生存。种族主义以此为契机,它进一步地提出了为更好地生存的方案,那就是:“如果你要生存,其他人就必须死掉。”种族主义就这样在“我的生存 ”和“别人的死亡”之间建立了联系。自然而然地,在一个人口的总体中,在被分隔的人口总体中,一些强壮的种族为了更强壮,为了更健康,为了生活得更好,为了更好的繁衍,就希望低等的种族、不正常的个人、人类的退化者消失、消除、灭绝。他人的死亡,我个人的生命安全就得以保障。种族主义就这样借助生命权力而展开,它按照生命权力的模式而展开。在种族主义中,生物学关系比军事关系、政治关系和战争关系更为基本。正是在生命权力的需求下,种族主义才行动,才发起杀人的战争。它不是为了战胜政治上的对手,而是要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它不是靠政治手段,靠非暴力的方式让对手声名狼籍,一败涂地,而是为了提高种族质量、提高人口的纯度和价值而抹除对此造成的任何生物学威胁。杀人,处死的前提是巩固人种和种族,也可以说,种族主义的杀人就是为了在生物学上使这个种族健康,这 是它的根本目的——一个生物学目的,而非政治目的和领土目的。

  在19世纪,种族主义就这样从生命权力中派生出了它的特有形式,种族主义和国家机制相结合,整个国家就在生命权力的支配下变成种族国家。这种国家“被迫利用种族、种族的清洗和种族的纯洁来行使它的统治权,通过生命权力,使人死的权力的古老统治权的职能导致了种族主义的职能、建立和复活。”古老统治权使人死的目的本是报复、惩罚和显示君主的至上威严,但是,生命权力使人死的目的则是确保生命的安全和价值。这两种权力虽然都使人死,但最终目的不一样,对种族主义而言,它借用古老统治权的使人死的手段,却是为了达到生命权力使人活的目的。种族主义国家完全按照这种奇特的观点手段目的而施展其职能。它一定要杀人,杀别的种族,从而保证自己种族的安全,消除它面临的危险。这种新的种族主义就不仅是一种种族蔑视、仇恨,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种族敌意,也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灌输,它与思想、意识形态和权力谎言无关。这种新的种族主义的独特性就在于生命权力灌注其间,这种19世纪发展起来的生命权力成为它的基础。正是生命权力的高度而成熟的发展,使纳粹国家成为一种全新的种族主义国家。纳粹的生命权力无孔不入,生命权力的两种形式——对身体的规训权力和对人口的调节权力——伸展到了纳粹社会的每个角落, “没有比纳粹更有法律的国家;也没有哪个国家进行的生物学调节比它更紧密更坚决”,更有保障和更有计划。正是因为生命权力的蔓延和密布,杀人的权力就丧失了控制,因为生命权力为了生命目的而要杀人,哪怕生命遇到了一点点威胁,它就要杀人,生命权力前所未有地成熟,它变得十分敏感,对威胁变得焦虑、紧张,基于此纳粹设想自己,自己这个种族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处于别的种族的危险之中,它将自己的种族,全部人口,暴露于死亡面前。只有这样,只有面临着死亡威胁,它才能成为高级的种族,并决定性地再生。同时,其他的种族就被奴役、被屠杀,被灭绝。战争就在这样的生命权力的驱使下发生了,杀人权力也在生命权力的目标下肆无忌惮。这样,经由生命权力,国家杀人的职能就通过种族主义来保证。战争、种族主义、大屠杀,都通过生命权力,找到了它的现代形式。

  福柯是在二十多年前提出这些观点的,令人惊异的是,这些观点在今天丝毫没有丧失它的力量和批判性。生命权力通过种族主义杀人,它通过别的方式也可能杀人,只要是生命遇到了威胁,生命遭到了一丝一毫的恐怖警告,生命权力就会竭尽所能,就会发挥它的最大力量,就会变得歇斯底里,就会让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变得焦虑而没有理智。什么样的国家的生命权力更敏感、紧凑、有力和严谨?显然,不是那些落后、贫穷、荒凉的国家,不是阿富汗、伊拉克或卢旺达这样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生命还没有获得它的恰当知识,生命没有进入历史中,没有进入“现代生物阶段”,没有进入政治技术的包围中,没有出现福柯所说的人口的生命政治学,没有那种生命权力。在这些国家里,生命只是凭靠本能在喘息、蹒跚、挣扎。生命停滞在基本的生理需求方面,生命的全部目的就是维持生理学意义上的生命。在这里,生命从来不会得到自身的反思性知识,它既不邪恶,也不悲天悯人。生命没有注入别的意义,无论是神学的意义,还是世俗的意义;这不是一种有权利和有分量的生命,这是麻木的生命。因此,屠杀,像外科手术一样不是犯罪,而是游刃有余般的轻浮嬉戏。死亡,既不悲鸣,也不欢乐。死亡的氛围是孤独和冷静。这里的死亡,哪怕是儿童的死亡,也激不起池塘中的细微浪花。

  但是,在那些成熟的现代生物国家呢?这里的生命就承载了太多的分量和意义。这是高贵的生命,它总是在自我反思,围绕着生命,一大堆医学知识和哲学知识建立起来,前者从生理的角度促进健康,它使生命活得更持久,更有耐力,更有质量。后者确定了这种生命的价值、意义、品质,它为前者提供了依据,成为前者的理由、动力。这两种知识相互促进,相互解释,相互交织,相互强化,这样,生命,就成为熠熠发光的对象,这是照亮一切的核心,所有的事物都要在生命这里受到权衡和检验,生命成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成为基础性的评判标准。政治技术开始包围生命了,一种旨在促进生命的权力日益强化、警惕、敏感。消除对生命的威胁成为生命权力的本能性倾向。

  我们看到,今天,由于历史阶段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十分复杂——的确存在着两种有关生命的知识和权力,存在着两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对于充斥着成熟的生命权力的国家而言,死亡紧紧地勒住了整个国家的神经,为了避免死亡,生命权力要不惜代价地消除死之威胁,“这种使人活的权力”终于要杀人了,我们在最近的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中,看到了生命权力的疯狂实践,他们将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看作是安全行为,自我保护行为,看作是对于生命的维护行为。他们将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入侵看作是防护墙的设置。这些屠杀和入侵就此改变了它的性质,它成了拯救、保护、促进生命的安全措施。使别人死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活。但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呢?在以色列看来,这些生命无关紧要,这些生命尚没有进入历史的生物阶段,它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意义;既没有分量,也没有价值。这是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生命,这也是一个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种族,因此,这是没有生命权力保障的生命,死亡可以轻松地光顾这种生命。以色列人的生命是泰山,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是鸿毛。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巴以这次漫长的冲突中,以色列失去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少得多,但他们觉得自己是更大的受害者。在以色列人看来,生命并非等价的:巴勒斯坦人每引爆一次人体炸弹,就会得到一次大规模的报复,就会有多得多的生命迈向死亡。在以色列人这里,他们失去生命,就会将巨大的愤怒汹涌地点燃。生命,是的,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而巴勒斯坦人失去生命呢?以色列人并不觉得那是和自己一样的生命,他们的报复是基于这样的生命知识而采取的行动: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你们的生命更卑微,我们的死亡需要你们更大规模的死亡来补偿。以色列人仅仅将巴勒斯坦人的人体爆炸视作是低级生命和种族惯有的疯狂之举,野蛮行径,视作是袭击高等种族的恐怖主义兽行,是的,这确实是野蛮行径,但是,他们意识不到这里同样埋伏着生命的毁灭,意识不到生命毁灭时夹杂着的绝望深渊,尤其意识不到这是绝望生命的最后一刻埋藏着的愤怒的轰然爆炸。他们没有认真地对待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他们只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以色列人决不会像巴勒斯坦人那样用生命的自毁来毁掉他人的生命,它的报复和屠杀借用的是器械,而不是生命。他们的坦克和飞机决非简单的报复,而且还夹杂着高级生命和高级种族的炫耀,自尊,权势。这是没有内疚感的报复,因为,卑微的生命对高级生命的袭击就是恐怖主义行为,而高级生命对低级生命的灭绝则是安全行为。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以色列在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后,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让。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安全置于一切之上,尤其置于巴勒斯坦人之上。

  巴以之间的冲突根源是领土,但是在这场相互针对生命的攻击中,领土问题退到了其次。生命问题突出出来,或者说,生命权力膨胀到了它的颠峰,它甚至暂时忘了它的起源。在愈演愈烈的报复和杀人循环中,人们似乎忘了杀人的最初根源,人们忘了事件的起因,只知道瞪着眼睛仇杀,或者保命。只有生命在这个血腥的舞台上演出。这是丧失了根基和理由的生命权力的疯狂实践,但是,以色列的膨胀而敏感的生命权力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绝对的安全,而是将他们投于更大的危险中。在此,一旦生命权力崩紧了它的神经,并变得气势汹汹,它就可能走向它的目标的反面。也许,恰当的办法是,应该松绑一下警惕的生命权力,尤其是剔除它的以安全为目的的杀人权力。应该在种族和种族之间建立平等的生物知识、生命知识。对以色列来说,确实应该防止恐怖,但不应该防止恐怖而杀人。杀人禁止不了恐怖,只能无限多地生产恐怖。

  犹太人曾经因为被当成低等种族,因为被看作是别人的生物学上的安全威胁,而遭到屠杀。如今,他们也时时刻刻感到了安全威胁,但是他们也在杀人。他们被屠杀时,他们被当成了低级种族,他们的生命被践踏;而他们杀人时,则把自己当成了高等种族,他们践踏别人的生命。也许,今天的战争和杀人总是在自命不凡的种族和生命那里展开?总是在安全的名义下展开?总是要将自己置于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而展开?是的,如今所有的武器生产和军备扩张的旗帜上都写着安全和防御,但是,最终,它们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杀人的残暴工具。历史,真的会像福柯所说的那样,在和平的瞬间——仅仅只是瞬间——也汹涌着战争的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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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凉爽晴朗的夏秋之际的夜晚,远处清脆、悠扬的笛声从打开的窗户外面,和着嵌在黛青色天穹上的点点星光一起涌入思绪之中。这个时候凭窗眺望的人体会到了一种似乎象征着时间凝滞的永恒。夏夜的笛声年复一年,不论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时局的动荡不定,它总是在夜晚不期而至。它是心灵的背景,不管思想和情感如何起伏跌宕,它象山间小溪那样静静地流淌。它不期待你的注意,它只是一种宁静和恒久。与永远的笛声相对的,是生命的变奏。事实上,在宁静的笛声参照下,生活的动荡就更加凸显了。在宁静的夏夜我们获得了片刻安宁,到了白天又不得不去应付……去看看

对民主的正反两种看法

我不是民主政制的教条主义者,正如我不是任何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一样。我们还是举个 已经说过的例子。时至今日,很少青年男女不把谈恋爱与办结婚的事视为“至上”,而且不 容他人干涉。他们多视“父母之命,媒的之言”为可笑的时代落伍方式。这种想法就是自由 恋爱的教条主义。任何主张,只许人奉为绝对真理,不许怀疑与批评,就是教条主义。就我 所知,人世间还没有这样的真理。我说现在的青年对恋爱结婚的态度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态 度,这并不涵蕴我赞成复古,主张“父母之命,媒妁之吉”。我所要借此指出的,是这个态 度里所含藏的一种时髦的带……去看看

东亚安全共同体路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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