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和平解放的回忆

1949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疆各族人民争取解放斗争事业的发展,迫使国民党政府改组了新疆省政府。1月10日我担任了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当时,新疆各族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极为不满,对国民党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各解放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也鼓舞了新疆各族人民。新疆人民群众虽然在报纸上看不到什么消息。但是传说纷纷,都盼望早一天得到解放,积极开展斗争活动,迎接人民解放军到来。

在迪化(乌鲁木齐)的一些青年和知识分子中,组织了秘密组织,出版刊物,进行宣传活动。其中有:

1.以买合苏德.铁衣波夫为首的组织,主要在群众中宣传解放事业,支持解放斗争。

2.以吾守尔木沙、努斯热提为首的民族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组织,主要在青年中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3.以新疆学院(即现在的新疆大学)副院长涂治为首的拥护解放事业的秘密组织,出版秘密刊物《战斗》杂志,进行宣传活动。当时我兼任新疆学院院长,他们每天晚上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并纪录下来,第二天早上夹在报纸中交给我。我任省政府主席之后曾给过他们活动经费。

4.以杨鹤龄为首的在知识分子中的秘密组织。主要是在汉族、回族群众中进行宣传活动。

5.还有一个组织,以谁为首忘记了。他们出版《先锋》杂志,与苏联领事馆有联系。我曾通过苏副领事给过他们一笔经费。

在蒙古、哈萨克等游牧民族中进行宣传活动的还有以买得、阿德等为首的组织。

以上这些组织,都是为了新疆的解放而进行工作的,我都直接或间接地同他们有过联系。

新疆的经济状况这时也很糟糕,法币贬值,一盒火柴要100万元法币。在一次省政府会议上我提议新疆自己发行纸币,得到通过。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脱离了法币的危机,使新疆人民生活暂时得到安定,有一定好处,为解放新疆做了准备。

那时,我们不仅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和英、美帝国主义走狗艾沙、伊敏等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激烈的斗争。伊敏、艾沙等出版所谓《依里克》(“自由”)的报纸,曾在土耳其留学的库尔班库代也出版所谓《雅勒肯》(“火焰”)的报纸,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信仰宗教者,我们的祖乡是‘土耳其斯坦’”等。他们的目的都是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新疆建立“独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

1947年,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麦斯武德,乘我去南京的时候,“委派”伊敏担任新疆学院维吾尔历史教授,伊敏在讲维吾尔族历史的时候,就大肆散布:“东土耳其斯坦(指新疆)一万年来就是维吾尔人的故乡,所以在东土耳其斯坦只有维吾尔人才有主人权利,其他各民族都是客居的民族,他们没有主人权利”等等谬论。

当1948年,我从南京回到乌鲁木齐以后,涂治同志向我谈了这一情况。经过我们商量,我就在新疆学院全体会议上讲话驳斥伊敏。我讲到:新疆2000多年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的新疆;中国也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民族共同的中国。如果说,新疆只有维吾尔族一个民族的话,在新疆范围内,就犯了大民族主义的罪,在全国范围内就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即狭隘民族主义的罪。我讲了两个多小时,受到了大多数学员的支持,只有司拉木、诺格满等少数学员支持伊敏。当时这些少数学员问伊敏:“有人说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我们应当怎样来回答?”伊敏就说:“我们应当说他是民族的叛徒。”所以说,当时我们民族主义分子们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

大概在7月份的一天,省政府的翻译室主任马云文(回 族,维语文很好。现在新疆大学工作)到办公室来对我说:“包主席,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国军(国民党军队)准备撤退,撤退前要先杀几百人,然后就抢劫,抢劫后就放火烧,人们都很害怕。你有什么看法?”他以此来试探我的态度。

我笑了一下,就拿了一张白纸,给他画了个图。我说:“东边,解放军正向西一天天前进,离新疆不远了。西边,有三区的三万多军队正在待命。这样,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如果要杀、抢、烧,那就是打错了算盘,就如同陷在一个铁钳中间,一个也逃不了。”

他走后,我就通过刘孟纯秘书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政府秘书长),在长官公署的西大楼召集以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为首的国民党将领开会。我在会上先讲了几千年来新疆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侵略和分裂它。还讲到近年来由于新疆停止了和苏联通商贸易,对新疆损失很大,很多土产都被糟踏掉了,损失了大约有1000骆驼驮银子。

并讲到有人说我是亲苏派,今天可以公开地告诉大家,我确实是一个亲苏派。但是,我亲近苏联,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而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我还向他们暗示了不要胡闹,应支持新疆的解放。

就这件事,国民党特务组织写了秘密报告送给国民党中央,中途被我人民解放军截获。解放后,中央公安部把这一 材料转送新疆公安厅,公安厅又把它转给了我。在这份材料中关于我的内容有两点:一点是说我召集会议,公开声明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一点是造谣说我在南山召集苏联领事等开秘密会议。后来我把这个材料交给了王震同志。

此后,我们更加强了秘密工作,也更提高了革命警惕,积极开展地下活动,迎接解放。

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分子艾沙、伊敏等人勾结国民党骑兵第五军军长马呈祥等人,在迪化近郊的头屯河坝(即现在的八一钢厂原址)训练了100多人,准备阻挠解放,负隅顽抗。

也在这个时候,美帝国主义乘机插手进来,由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派克斯顿和副领事马克南出面,召集会议,发放枪支、弹药,策动乌斯满(阿尔泰专员)、贾尼木汗(财政厅长)等人发动武装叛乱。9月初,马克南忽然“失踪”,我即向各地发出电报,如发现他后立即扣留。结果吉木萨尔县长报告说在山里发现了马克南的汽车。原来,马克南与乌斯满等人早已联系好,马克南扔下汽车,骑马进山,与乌斯满等一起策划叛乱去了。

呼图壁县副县长乌拉孜拜千户长和乌鲁木齐南山的色得克扎领也都与乌斯满土匪勾结一起,先后叛乱。

新疆和平解放后,曾以王震同志和我的名义,派扎克勒和那孜尔二人到乌斯满处劝其投降,但是,扎克勒和那孜尔不但不劝乌斯满,反而鼓动乌斯满尽快发动叛乱。不过,这些家伙阻止解放新疆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后来乌斯满等人都被俘获镇压。

形势一天天地紧张起来。有一天,康巴尔汗(舞蹈家)到我这里来秘密报告,说她丈夫阿布特拉衣木(民族主义分子)和一些人秘密策划,准备暗杀我,提请我多加注意。此后,我也加强了安全工作,准备了20挺机枪和其他枪支,还调了300名骑兵日夜进行巡逻守卫。暗杀我的企图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个叫陈天保的特务有一天窜到我的办公室企图刺杀我,正好我回家不在,被卫兵擒获,从他身上搜出了匕首。

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十分关心新疆的解放问题。中国共产党从1933年起就派遣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宣传党的主张和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为新疆的解放事业作了重大贡献。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9年党中央派邓力群同志首先到伊犁,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由三区革命政府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上旬,邓力群同志从伊犁秘密来到乌鲁木齐,我和刘孟纯、屈武(迪化市市长)、刘泽荣(外交特派员)四个人去飞机场迎接。他住在我的家里以后,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我们表示了慰问。第二天,我向他汇报了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工作。接着,陶峙岳将军也到我家和他会面。他又代表党中央、毛主席表示慰问并给予鼓励。其他进行秘密工作的负责同志也陆续来到我家,和他会面。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他的到来,不仅使我们受到鼓舞,而且对我们的工作也给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自己也是一切问题都和他商量,并经常同他商量新疆解放的问题。

就在邓力群同志来了以后,我通过他给毛主席发了一份电报,汇报新疆解放的准备工作。电报是经过伊犁转发的。毛主席很快就来了回电,指出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希望充分做好新疆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和各方面的团结工作。可惜这份电报的原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去不知下落了。

还是在7月份,我就和刘孟纯、屈武、刘泽荣一起商量并同意了和平解放新疆。

这以后,我就请他们去做陶峙岳将军的工作,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经过他们与陶将军多次谈话,陶将军的态度有了变化。

这样,我便亲自去找陶将军谈话。在见面寒暄之后,我便直接谈到了新疆和平解放的问题。他表示说:“我对中共并不害怕,担心的是三区的问题。”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怕苏联。

我对他说:“只要您支持和平解放,我以我的八十高龄的母亲来担保,对您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说的话是有十分把握的。”于是,陶将军也就基本上同意了和平解放新疆。

就在八九月间的一个月时间里,国民党将领们天天在叶成(军长)家里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马呈祥、罗恕人(旅长)等十几个人,策划如何破坏解放新疆。那时,我兼任保安司令,原来的副司令是党必刚(曾留苏,加入过共产党,后投降了国民党),他不愿意与我合作,就辞了职。经我与一些同志商量,并通过刘孟纯秘书长与陶峙岳将军研究,就委派张丰义为保安副司令。张丰义是完全拥护新疆和平解放的。我曾和他谈过两次话。他说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团结了五个团长,能带领2000人的队伍。如果国民党将领叛变,他是有力量平叛的。于是,我通过他找一人参加叶成等人的会,了解情况,及时向我汇报。因此,我对他们的会议内容十分清楚。我把这些情况也随时转告给邓力群同志。

9月19日,叶成等人在开会时讨论了要杀以我为首的400人,然后把陶峙岳将军逮捕并带领着一起逃走。

但是,叶成是个很怕老婆的人。在叶成等开会讨论的时候,叶的老婆插进来说,你们都是军人,你们的事我管不了,不过我是叶成的老婆,我不让叶成参加你们搞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叶成表现出左右为难的样子,最后表示不能参加他们的行动。其他在场的反动将领们对叶成的这一举动表示不满,但是因为军权和武器都掌握在叶成的手里,也无可奈何,最后都表示既然意见不能一致,就一起和平撤退好了。

9月20日,叶成等人派代表到省政府办公室找我,表示他们决定和平撤退,但他们有批货物,准备出手,希望省政府给黄金。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组织了估价小组。他们便送来了各种布匹、茶叶和汽车,总共折合了800余两黄金。

于是我开了证明,新疆银行把黄金支付给他们。

9月21日,这些人就和民族主义分子伊敏、艾沙等一起离开迪化向南疆逃去。后来听说,他们到了阿克苏,有个姓李的师长(或旅长)对他们不战而逃表示不满,开枪打伤了叶成,还抢了他们的东西。这些人经过喀什、莎车等地到了印度,又转到了台湾。

9月24日下午,陶峙岳将军便通过刘孟纯秘书长来对我说:“陶司令计划比你早一天发电报,宣布起义,不知你同意不同意?”我表示没有意见。于是,9月25日陶峙岳将军就通电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归向人民。9月26日,我也发了起义的电报。

9月28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回了电报,指出:“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从此,新疆就和平解放了!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 样,向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迈开了新的步伐。

10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20日进驻新疆省会迪化,11月7日,王震、徐立清等同志到达了迪化,受到热烈欢迎。

新疆的和平解放,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取得的,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

(任一飞记录整理)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册P460—463,中国文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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