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情结:近代社会的文化资源

——以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为例

  宁波移民是上海移民社会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优势移民集团,人数众多,影响且钜。早在上海开埠前,宁波乡人就在沪上建立了兼具地缘、业缘双重性质的四明公所。上海开埠后,宁波人又陆续创设了宁波旅沪同乡会、镇海旅沪同乡会、三北同乡会等不同级层、不同规模的同乡组织,成为客寓沪地的宁波移民适应上海社会、参与上海地方建设和社会整合的核心机构和动力凝聚中心。

  上海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是旅沪宁波人在上海获得相当发展的结果,也是上海各同乡团体中的佼佼者。颇富经商历史和经验的宁波人在上海的活动早已有之。干嘉时期,甬商在沪经营范围已包括渔盐、豆类、杂粮、药材、糖类等。出于联络桑梓情谊,互帮互助的目的,嘉庆二年(1797),旅沪宁波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在同乡中发起一文善愿,旅沪乡人日输一钱,在北门外二十五保四图买地三十多亩,次年建成寄柩殡舍,嘉庆八年(1803)建成正殿,祭奉关帝,「额其门曰『四明公所』」1(四明是宁波的别称),其宗旨是「联乡谊而安旅榇」,是代表旅沪宁波人利益的组织。

  宁波人的新型同乡组织──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是在二十世纪初年当上海城市化进程加速,中国社会「合群结社」思潮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的。1909年,慈溪人洪宝斋集同乡数十人,在汉口路创建「四明旅沪同乡会」,不久洪离沪,会务因此中断。甬人施嵋青深感惋惜,决意重振此组织,遂奔走于旅沪同乡之间,最终联合钱达之、谢蘅、朱葆三、孙梅堂、陈韵泉、陈蓉馆等人捐资复兴,于1910年正式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设事务所于福州路22号。1911年2月,宁波旅沪同乡会在四明公所召开成立大会,公推沈仲礼为会长,虞洽卿、朱葆三为副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创立,标志着旅沪宁波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同乡组织:宁波移民个体的精神支持系统

  宁波人在上海广泛建立的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等同乡组织是帮助迁沪的乡人尽快适应上海社会的最佳场所。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同乡团体是其在异域重现「熟地」的一种「情感替代物」。与所有中国人一样,宁波移民的「家园」意识相当浓厚、执着。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说,家是一个由血缘和姻缘合成的亲和的情感集团。在以农耕文化为主要社会经济特征、家族为本位、血缘地缘合一的中国社会里,恋家恋土是中国人最明显的性格特征之一,家乡成为每个人发展的基地和背景,「家,是每个中国人的一切。」2中国的农耕文化又导致了地缘群体的产生,使「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3,因而同乡关系常常与家族关系网络相交结,但往往又超越家族关系,重组成一个庞大的利害一致和忠诚不渝的体系。「家乡」深植在每个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成为其体认外界的「原型」,亦是表达和体现中国文化的独特与宝贵的财富。「穷家难舍,熟地难离」使人们在迫不得已流寓他乡的情况下,也要在异域建立同乡会馆,以此作为缓解心中失落感的一种补偿。富有「乡土情结」的宁波人更是如此,「宁波人所到之处,必有集合其同乡,组织一帮或一会社,以谋互助发展」4。其仅在上海就建立了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善长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镇海旅沪同乡会、奉化旅沪同乡会、象山旅沪同乡会、三北同乡会、金塘旅沪同乡会5等团体。这些不同层级、不同规模的同乡组织,皆以「增进同乡福利」为己任,既满足了乡人在客地寄托乡情的需求,也使其能依恃团体的帮助,尽快消除「身在异乡为异客」的陌生感,完成在他乡异地的适应过程。

  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也是宁波移民精神会聚的场所和归宿。不论四明公所还是宁波旅沪同乡会,俱为其原籍文化的集中体现地。在同乡组织中,人们可以操乡音,叙乡情,观乡戏,食乡味,循乡俗,对于旅居异乡者来说,这里是故乡与客地再好不过的「过渡地带」,也是他们缓解初至陌生地方而产生的紧张压力、学习摹仿新的生活方式的区域。不仅如此,同乡组织还通过对乡土神的祭拜来聊寄乡情,凝聚同乡。每逢年节,四明公所即遵循家乡习俗,举行祭拜神灵、供奉祖先的活动。如据甬俗,乡人较尊崇社神与关帝。宁波人称社神为境主,为土谷之神,认为可以祈幸福、卜未来;称关羽为关帝,因为传说金人最怕关羽。相传金兀朮追宋高宗至宁波,毁屋无数,唯独对关帝庙不敢稍有毁损,因而人们认为关帝最灵验。故此四明公所创立时,最先建立的正殿即用来崇祀关帝,稍后建土地庙,「奉社神以伸报赛,徇甬俗也」6。每逢元宵节,甬人必至公所祭拜社神,五月十三举祭关帝,七月初三建醮诵经,「奉先董,申崇报」。此类活动不仅以「祀神祈服」为唯一目的,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乡人「敦乡情,崇信行」的深层心理追求。

  宁波同乡组织在维护同乡利益、帮助同乡解困方面致力更多。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等组织都是「团聚精神的表现」,它们把宁波移民的乡土情感和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对内从事丧葬公祭、疗病济贫、职业介绍、普及教育、调解纠纷等各项事务,对外维护同乡和桑梓权益。如《上海四明公所章程》明确指出公所的宗旨是:「建丙舍,置义冢,归旅榇,设医院等诸善举」。因而,设义冢、建殡舍,为同乡赊材、寄柩,最终帮助他们运棺回籍,即为四明公所最主要的事业。公所最初创立时,就是为旅沪同乡「谋所以安旅榇」。为此,章程中对于停棺寄柩、赊材售材等事项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对于贫困同乡,公所更是照顾有加,先于道光十六年(1836)设赊材局,贫困者可以先领棺木,随时量力纳资,永不向索;对于欲扶棺归葬而无经济能力者,则酌情给以资费,以遂其愿;后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定领柩资助例则,规定凡后人无力领柩者,报明原籍住址,公所可以代运到埠,如若自己承运,则资助洋二元7。「所以安旅魄、恤孤贫,可谓委曲周挚矣。」8在安土重迁的中国社会,人们对身后事异常重视。四明公所以此项关系每个人的事业为核心,加之公所对成员的入会资格并无严格限定,因而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客寓异地的乡人们精神会聚的场所。此外,拥有同一个故乡,死后归葬故里,也是旅居同乡最重要最一致的文化认同,况且「上海距四明程甫千里,扶榇尚易,遽而掩埋死者,与其子孙恐有饮憾」9。四明公所通过为乡人寄柩施材,不仅强化了地域观念,也增进了旅沪同乡的凝聚力。

  宁波旅沪同乡会以「团结同乡,发挥自治精神」为旨归(1928年同乡会章程),积极致力于团结同乡、服务同乡、增进同乡福利、促进家乡建设等事业。同乡会的会务活动大体上有如下内容:同乡职业调查统计及介绍、同乡教育及社会教育、救济援助、改进习俗、提倡学术、排难解纷、促进本乡建设和其他同乡福利事项。仅以「普及教育」一项而言,同乡会以各种方式普及教育,提高知识。宁波旅沪同乡会在1914-1937年间共创办了十所小学,范围遍及全市各区10。同时附设民众夜校、「问字处」等机构,传授乡人最简易的知识技能11。宁波旅沪同乡会创办教育的热情和成就,上海其他同乡组织无能望其项背。

  除了学校教育外,宁波旅沪同乡会还很重视社会教育的普及。社会教育以设立图书馆、举行学术演讲会等为主。1921年同乡会新会所落成后,即在三楼开设了图书室及阅报处,且不限制读者籍贯。到1928年,此举受益人数达三千余人(抗战中此举曾中断,1946年恢复时,已有相当规模)12。自1927年6月起,同乡会还陆续编印《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以「沟通经济与学术两方面,而使人文物力,得以相持而长」为职志13,至1937年7月,共出168期。该刊作为「旅沪乡人之喉舌」,辟有「本会纪事」、「公学报告」、「七邑拾闻」、「旅外同乡近讯」、「明州轶事」、「各界投稿」、「案牍」、「学务」、「经济」、「谈丛」等栏目,既向广大同乡通报同乡会的活动状况,又为其提供各地同乡和故乡的近闻,或发表同乡人士的言论,对增加同乡的团体观念、交流信息都颇有益处。另外,同乡会还在抗战前举办学术讲座二百余次,如1921年5月29日举行的演讲会,主要内容是请英国留学生朱葆元硕士演讲人类进化之个人进化问题14。同乡会普及教育的各项举措,对于提高旅沪同乡的整体文化素质,使其尽快适应、溶入上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外事务方面,凡关涉乡人桑梓利权的事项,四明公所、同乡会等莫不据理力争,竭力维护。如1874年、1898年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中,四明公所维护同乡权益的作用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卓著;再如1904年周生有案15、1923年乐志华案16、1930年忻丁香被法兵殴毙17等事件中,四明公所和宁波同乡会都是极力交涉抗争,为同乡申雪冤屈尽了最大的努力。

  总之,从宁波旅沪同乡组织所担承的各项社会职能之于移民本身及地区建设的作用来看,其被人们称誉为「乡人褓姆」的确当之无愧。仅从同乡会「1931年10月经办事件表」中,就可以看出其所办事务的多样性和繁复性(见下表)。

  宁波旅沪同乡会1931年10月经办事件表

  资料来源:《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100期。

  笔者详细统计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中「经办事件」的有关材料,同乡会每月所办事件包括:慈善公益、联络公团、遣回给领、送医恤亡、护柩安墓、公平钱价、完聚婚姻、和睦家庭、排解口角、昭雪诬蔑、进行会务、保护侨商、便利营业、关系国际、教育实业、安宁地方、庆祝挽留等等,事无巨细,包罗万象,仅1930年2-10月的十个月间,共操办上述各类事务达476件之多,可见同乡会不仅为团体内部成员提供了发展动力和活动基地,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也能从这种同乡组织体系中获得好处。以致乡人褒扬同乡会曰:「旅地人事的扰动和桑梓社会的难局得其一言,莫不立即相安。」18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宁波同乡组织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履行着「半官方」的职能,它们的存在意味着在行政体系之外的自治自立精神和有序社会秩序的建立。其推行的社会救济、中介服务与文化教育事业不仅为同乡在沪立足、发展提供了精神、物质上的帮助,也有助于其尽快融入主流社会,以更积极、主动的态势参与上海移民社会的整合,对于维护上海社会安定、促进上海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功效。

  乡组织:培育宁波移民民族观念的场所

  宁波人在「家、乡、国家、民族」几个结点上,始终秉承「爱国方能爱乡」的旨归,使乡土观念、民族意识、爱国情感得到完美统一。近代以来,风云激荡、内忧外患的局势凸显了「民族」、「国家」、「时代」的意义,乡土观念经历了「再生」和「现代化」过程,逐渐与拯救中国的「独立与现代化」过程统一起来。人们不再仅仅囿于狭隘的地域之别,而是更多地以「中国人」的身份参与社会事务,对家乡的忠诚便升华为民族主义的情愫。

  乡土观念的日趋理性化使宁波同乡团体在近代社会大动员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它成为孕育爱国情感、传播民族主义的基本单位。这一点在两次「四明公所事件」表现得最为明显。

  同治十三年(1874)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法租界先后两次以武力侵占四明公所冢地,均遭到旅沪宁波同乡和上海各界的强烈反抗。在旅沪同乡的心目中,「同乡停厝旅榇之区」的四明公所被人们视为「神圣之地」。在乡土中国,身后之事是否安妥是旅外游子至为关切之点,故此,「挖移祖坟」是「郑重其死」的中国人最犯忌讳的事。在中国人看来,扰动亡灵「不特死者不安,抑且生者抱恨」。因此1874年1月,当法租界借口修路,要求公所迁坟时,四明公所致函法租界公董局称:「窃思死人遗骸为马车践蹂、行人搅扰实属骇闻惨见之事,若使挖移遗骸,更为吾华人不忍行之事也」19。且一再申明,与毗连的同仁辅元堂的「类多路毙等棺,向无领主」的情况不同,公所义冢「皆四明之人,非亲族即朋友,凡有子孙者日后皆须领归」。公所为此持献两全之计,恳请租界当局绕道筑路,一切所费「公所皆愿认出捐付」20。而法方却拒不退让,双方相持不下,「这种亵渎冢地的行动,当然极大地激起了宁波人的愤怒和复仇情绪」21。结果发生流血冲突。经双方交涉,中国偿银三万两,法租界放弃筑路计划,承认四明公所地产的永久所有权。

  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同样发端于法租界当局对公所寄柩的干涉。二十多年后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法租界以寄柩妨害公共卫生为由,强令禁止「租界沿边堆寄棺柩」;又背弃前约,欲强行征收四明公所地产。于是冲突再起22。

  两次「四明公所事件」肇起于中西习俗、文化观念的差异,其与十九世纪末叶国人反抗殖民侵略的浪潮汇为一流,于是,共同利益和共同行为将相对狭隘的群体归属感上升为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四明公所事件」遂成为「近世中国历史上政治罢工以抵御外力的嚆矢」23,既表现了中国人民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英勇气概,更是旅沪宁波人「团结一致,爱国爱乡」精神淋漓尽致的显现。特别是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时,当法人觊觎公所地产时,四明公所董事会即声明:决不「以寸土尺地让人」;1898年7月16日法兵悍然强占公所,董事会立即发函,要求全体宁波人罢市。虞洽卿在此次事件中积极支持沈洪赉率各业工人罢工,终使「民气压倒洋气」。而此次斗争最终还是得力于旅沪宁波同乡的同心协力,联合行动。当血案发生后,各阶层旅沪宁波人都尽全力响应罢工、罢市,「工商辍业,阖市震动」。其中运输业中的太古、怡和和招商局「三公司轮船码头之杠夫小工人等,亦均宁人居多,一概停工」24。市内交通中,甬籍车夫组成的马夫集全会成员全部加入罢工行列25。受雇于各钱庄、外国企业的宁波籍职员、独轮小车工和其他苦力等,也都采取了统一罢市行动26。服务业亦然。在为外侨服务的厨司、仆妇中,宁波人占绝对多数,血案发生后,这些甬籍服务者立即响应罢工,离开了外人寓所及饭店,结果不仅使法国人生活受到影响,其他「洋人饮食起居,亦感不便,深怨法人起衅,群起诘难」27。工厂里的情况也不例外,由于宁波人在上海外资工厂和近代民族企业中占有很大比例,他们的罢工遂影响到整个工业系统的生产,「沪上商业,宁班实执牛耳,工人亦占多数,罢市四日,轮船上下货物如山积」28。在甬人从业最多的商业中更是如此。自法兵7月16日上午强占公所后,下午四时,甬帮各业响应公所发出的「一律停止交易」的号召,形成了全面罢市的局面。《新闻报》刊载:「北自英美租界起,南至大小南门止,有城厢内外各店铺凡系宁帮,无不一律闭门,暂停交易,不下数千余家之多。」29又据《申报》载:「菜市为食物荟萃之场,设肆者以甬人最多,前昨两日类皆收拾摊场,无复有以蜃蛤鱼盐博绳头之利者。」30以后随着罢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甚至「浦东烂泥渡、杨家渡、张家等处,亦有宁人所开店铺,昨日皆一律闭门」31。旅沪乡人的「辍市力争」引动了上海民众的普遍响应,法租界「铺户则铺主虽非宁籍亦有相率闭户者」32,形成了风云景从,群伦呼应的局面。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中,四明公所董事会及虞洽卿、沈洪赉等人在斗争中发挥了首倡、联络和领导作用,加之旅沪宁波同乡中众多的「短打朋友」「视公所若身家性命之关系,能忘生死以从之」33。通过此次事件,「它向上海的外国人显示了这些组织的真正力量,证明它们有能力对这个口岸的根本利益施加影响」34。

  由此可见,「同乡感情就如社会联盟的轴心」,以乡情为纽带的同乡团体构成了许多社会联盟、民族组织的前提和基础,表明同乡组织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已成为动员群众的有效形式,发挥着现代社团的作用。特别是二十世纪初年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之际,以宁波同乡会为嚆矢,具有现代意味的同乡组织相继成立,随之宁波所属各邑定海、镇海、奉化、象山也纷纷成立各自的同乡会。这种家乡自豪感的不断增长和同乡组织中更小地理单位意识之形成,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同为一体的情况,更显示出旅沪宁波人体认范围的扩大、团结意识的增强。从宁波同乡会在此际提出「一致对外,爱乡爱国」的口号以及一些富有时代气息的言论:「天汰专制,人竞共和,团体变更,……人人始知有地方主义,乡族主义,举凡教育慈善,和解救济,以及改良风俗各事件,莫不以同乡会为代议机关,而其间之兴废沿革诸大端,尤莫不以同乡会为代表机关」35,可见同乡会与拯救民族大业、推进社会进步之间的联系。1919年2月,宁波旅沪同乡会与广肇公所、浙江同乡会、绍兴旅沪同乡会联合签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维护中国主权,抵制日本要求;在6月3日以后的「三罢」中,宁波同乡会又担负起组织行动、散发消息和维持秩序等多种职能。在宣布罢工的当天,宁波同乡会召开紧急会议并在会后发表了公告,敦促宁波同乡一致行动。据《时事新报》1919年6月8日报导,在此次斗争中,以山东、宁波、广东三帮为最坚决36。又如1923年3月,宁波同乡会与广肇公所等同乡组织发起市民大会,一致主张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并决定成立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同时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迫使松沪护军使电告北京政府,要求「俯顺舆情,交涉坚持到底,以达收回旅大之目的。」37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实行的不抵抗政策,宁波旅沪同乡会更是联合旅沪各同乡团体,结成「旅沪各地同乡团体抗日救国会」,致电政府及各界,强烈要求抗日。

  宁波同乡团体在组织爱国运动时,还尽可能地运用了传统制度和实践策略。四明公所就曾利用其组织的民俗活动作为宣传抵货运动的机会。如1919年夏天,在由公所资助的鬼节(中元节)联欢会上,印发了专门材料,要求大家使用国货38。宁波同乡会在历次倡用国货、抵制洋货的运动中,都是积极宣传,多方奔走,并多次假同乡会会所举行国货宣传活动39。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等同乡组织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说明,「若没有这些团体,影响如此深远的社会大动员是很难想象的」40。虽然民族主义的兴起要求超地域限制的忠诚,但以宁波旅沪同乡会为代表的新型同乡组织的大规模发展,与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在时间上的一致显示,同乡感情和乡土观念的理性化是「以现代政治和民族主义为目的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的密切组成部分,……表明同乡感情也能适应和体现标准的『现代』行为」41。

  从四明公所、宁波旅沪同乡会的社会事业来看,它们是集传统与乡村、现代与都市诸多功能于一身的复合团体。虽然二者创立时期不同,职能各异,与四明公所相比,宁波同乡会的机构日臻健全,功能渐趋完善,更具开放性、广泛性、民主化的现代特征。宁波旅沪同乡会摈弃了传统的老式会馆建筑,而选择了高大的西式建筑;改变了四明公所的传统规程,大力采用民主化主张,公开会议议程,不断厘订章程以臻完善,使同乡会的组织更加规范;成员亦不再局限于工商,而扩及到其他各界;其会务活动涵盖范围也更加广泛,除传统的慈善、救济事务外,还增加了社会教化、社会中介的职分,且服务对象也不再囿于宁波一地。当然,宁波同乡会虽然拋弃了旧同乡团体的封闭性、排他性特征,尤其是贵族化的领导和因循守旧的管理程序,但并未拋弃「同乡同源」这一原则,相反,她们体现了共同的目标指向,即都是「移民个体的一种支援系统,它使个体始终置身于群体的关怀之下」42,「它们以同乡圈子这一无可争议的原材料为基础,筑起了其现代主义之形象,并以此进一步肯定同乡纽带的重要性。」43

  综上所述,宁波人浓郁的「乡土情结」并非狭隘的地方观念,而是颇富理性和现代意味。原典意义上的「民族」观念即是源于地域之别,乡土观念和同乡情结因而成为「民族意识」的原型。从恋家到爱国,家园意识和恋家情绪由个人情感向民族精神延伸,在一定条件下能转化为爱国情感,成为民族凝聚力的基础,这使得中国人的家园意识超出了家庭情义和乡土观念,而具有更宽广的涵盖面。正如黑格尔所言:「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44家是国的微缩和聚焦,国是家的延伸和扩大,从修身、齐家、治国推延至平天下,家和国便成为一个环节上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结点。而同乡组织作为旅食客地的移民个体之精神支持系统和培育其民族观念的场所,有机地将「家」、「国」相连,「同乡网络和乡谊可能是联结『历史』与『文化』、『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桥梁」45。它们依循时势的发展及时调整自身结构、改进组织功能,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中,不仅未产生阻碍作用,反而起了积极的推助作用,由此表明乡土观念、同乡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有利于社会集聚的现代文化资源。

  注释

  1;6;7 葛恩元:《四明公所大事记》。
  2 吴、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页108。
  3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页72。
  4 〈宁波纪略〉,《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93期(1931年4月)。
  5 1878年旅沪定海人士曾创建定海会馆善长公所。1921年朱葆三、陈箴堂、丁紫垣等人发起成立定海旅沪同乡会,朱为正会长,钱达三、周金箴等人为副会长,以敦厚乡谊、图谋公益为宗旨。镇海旅沪同乡会成立于1921年,会所在法租界朱葆三路。1937年与刘仲英、金楚相等人创办的镇海旅沪同乡组织合并。1938年迁入劳合路宁波里新会所。会长方椒伯,副会长刘聘三。奉化旅沪同乡会成立于1925年1月,邬挺生、王儒堂、王才运等人组织筹办,会长邬挺生,副会长邬志豪、康锡祥。会址河南路。象山旅沪同乡会成立于1935年10月,刘志山、林美均等人创办,但不久停顿。1936年3月,任啸菊、张介眉等人又发起创立,不久复又瓦解。1939年姜梅坞等人又谋复兴,遂于1940年5月正式成立。三北同乡会于1921年成立,三北指镇北、慈北、姚北。虞洽卿、黄玉书等人创建,设会所于牯岭路,陈瑶圃为会长,虞洽卿、黄玉书为副会长,陈良玉为总务长。1924年改选陈邦瑞、吴锦堂为名誉会长,虞为正会长。金塘旅沪同乡会(金塘属定海):成立于1931年冬,陈舜五、金馥荪、应荪等创建。地址四川路487号。以后多次举行会员征集大会。主要事业为维护桑梓,举办公益。
  8 张让三手撰:「上海四明公所缘起」,〈上海四明公所档案选(一)〉,《档案与史学》(上海:上海市档案馆),1996年第6期。
  9 〈四明公所义冢碑〉,载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页259。
  10 宁波旅沪同乡会第一小学,创办于1913年,校长钱兰轩(鄞县),校址七浦路豫顺里;第二小学,1920年,乌崖琴(镇海),邓脱路同春里;第三小学,1920年,丘统亚(镇海),西门路大兴坊;第四小学,1920年,胡开瑜(奉化),陆家嘴春江路;第五小学,1921年,陈丕杰(象山),恒丰路裕通路;第六小学,1922年,胡逸农(镇海),新桥街振新里;第七小学,1924年,冯孙眉(慈溪),香山路仁余里;第八小学,1926年,张藜祥(镇海),唐山路元吉里;第九小学,1928年,曹成才(奉化),青云路恒裕里;第十小学,1927年,胡静园(镇海),劳合路宁波里。
  11 问字处主要是为了帮助解决同乡志愿识字或文字上的困难,其具体谘询指导范围为:询问字音字义、询问短句或成语的意义、请求解释文件的意义、请求指导相当的读物。同时设置问字录,将同乡所问之字或词由指导员(由各小学教员轮流兼任)随时记录,同样之字或词连续问若干次以上者亦逐次记录,于学期终了逐字逐词分别统计其次数,报告校董会备查。民众夜校以「授年长失学者以简易之知识技能,使适应社会生活」为宗旨,各夜校主任由所附各小学校长兼任,课程由所附各小学教员分任,凡年满12岁以上30岁以下之失学男女,不论是否宁波旅沪同乡俱可报名入学。授课内容以三民主义、常识、算术为主科,依不同的需要兼授商业、英语等科。修业期以一学年为阶段,每修业一学年,成绩及格者给予「第(某)学校(所附小学名)修业证书」,修满四学年,阶段成绩及格者,给予毕业证书。
  12 上海市档案馆藏:《慈善社会团体调查表》,1928年,卷宗号117-4-1。
  13 张美翊:〈序〉,《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73期(1929年8月)。
  14 上海档案馆藏:《私立宁波旅沪小学立案》,卷宗号235-2-2975;《申报》,1921年5月28日。
  15 周生有案:1904年12月15日下午,宁波人周生有被坐车不付车费,反而以斧头伤人的俄国水兵亚其夫乱斧砍中,伤重不治。旅沪宁波同乡以四明公所为核心,据理力争,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使凶手得到惩办(亚其夫被判处监禁八年)。
  16 乐志华案:1923年2月,宁波人乐志华被虹口捕房西探鲍尔庆等人诬陷盗窃并刑讯逼供,致乐残废。宁波旅沪同乡会几经奔走呼吁,最后于7月1日结案,赔偿乐一千元,鲍尔庆等人被停职。
  17 忻丁香案:1930年,宁波人忻丁香在浦江撑舢板为生,被法水兵殴击,不幸落水身死。经同乡会与各方交涉,最终得以惩凶、道歉、赔偿。
  18 《宁波旅沪同乡会第十一届征求会员大会纪念刊》,1939年8月。
  19;20 〈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档案史料选编〉,《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
  21;26;34 徐雪筠编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页43;43;119。
  22 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经中法屡次交涉,达成协议:维持四明公所土地权;公所坟地不得掩埋新尸或停柩,旧坟陆续起运回籍;在四明公所土地上可以开筑道路。公所地产终得以保全,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法租界实行了扩张的目的,四明公所权益受到损害。
  23 方腾:〈虞洽卿论〉(上),《杂志》,第12卷第2期(1943年11月)。
  24 〈三志四明公所事〉,《新闻报》,1898年7月19日。
  25 〈四明公所沈洪赉启事碑〉,载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页430。
  27 民国《上海县志》,卷14,页30。
  28 陈伯熙:《老上海》,中册(上海:泰东图书局,1919),页70。
  29;32 〈续志四明公所事〉,《新闻报》,1898年7月18日。
  30 〈续记公所被夺后情形〉,《申报》,1898年7月19日。
  31 〈三志四明公所事〉,《新闻报》,1898年7月19日。
  33 张美翊:〈序〉,载葛恩元:《上海四明公所大事记》。
  35 参见《申报》,1919年5月25日、5月26日,《宁波旅沪同乡会纪念册》(1921年)。
  36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页325。
  37;39 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页161;184、550。
  38 上海市档案馆藏:《四明公所议案录》,1919年7月。
  40;41;43 顾德曼(Bryna Goodman):〈新文化,旧习俗:同乡组织和五四运动〉,《通向世界之桥(下)》,页278;277;266。
  42 宋钻友:〈一个传统组织在城市近代化中的作用──广肇公所〉,《史林》,1996年第4期。
  44 黑格尔(Hegel):《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8),页165。
  45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李瑊: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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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惠赐]《毛泽东选集》中孙中山引文研究

一、毛泽东思想对待文化遗产的原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第533页)本文从文献学引文研究的角度探讨《毛泽东选集》中有关孙中山的引文,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对待历史遗产与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二、《毛泽东选集》中有12篇文章,共69次直接引用了孙中山著作中的有关论述。  引用次数最多的是《论联合政府》,共26次;其次是《新民主主义论》,共18次;再次是……去看看

当前村委会直选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其对策

作为一名在我国最基层政权——乡镇政府工作5年有余的机关干部,有机会见证和参与了1998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的第一次村民委员会的正式选举和即将开始的第二次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就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所听、所见、所想谈谈我对村委会直选的肤浅认识,不妥之处,敬请有关领导、专家和学者提出宝贵意见。  一、选举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各省市自治区《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继颁布实施,是我国亿万农民政……去看看

“我”还是“们”

——90年代知识界的一种文化症侯  《文艺报》在编发陶东风《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迷误》一文时配发了一则“编者按”,谓曰“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思想界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意识,许多思想讨论可以说也是由这一理论情结引发的。这一思潮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界也有明显反应,例如关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返文化精神家园’等提法就可以视为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在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理论姿态和立场,去建设自己的学术体系,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   我所以在开头就摘……去看看

热点聚焦:关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1、我国目前宏观经济总体过热首先应当明确,“过热”是一种总量的概念,即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了可能的总供给,或者说,社会可支配的资源数量已经无法支撑过高的增长速度。这次宏观经济过热,是由各级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引起的。早在2003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投资过热现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4%,2004年一季度更是到了43%。投资增长加速,是由银行的过量货币供应量支持的。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从1998年以来一直在提高,从2003年第二季度起达到了20%以上的高速度。如果不是央行在下半年采取了一些措施,全年广义货币的增长肯定会……去看看

中国十年来的教育投入与目前农村的教育危机

作者: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自1978年以来,教育在中国被摆到了越来越突出的位置。从中央政府制定的“优先发展”、“科教兴国”战略,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的各种名目繁多的“工程”,都显示出一个曾经伟岸的民族要依靠教育实现其“伟大复兴”的决心。  但是,正如在许多公共政策领域的表现一样,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宣示是一回事,而政策的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实际上,政府在教育领域的作为也如同我们会在“三农问题”及环境治理方面所看到的那样,往往显示出口惠而实不至的浓厚倾向。官方的统计年鉴确实也显示出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每年都在……去看看

中国国有资产控制方式与控制力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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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足够了!

几大主要世界经济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它们的所作所为已经遭到许多研究者的批评。其中许多研究无论在资料的精确性还是在分析的正确性上都十分出色,以致使人感到几乎不需要再补充什么了。然而,引人注目的是,直到 1980 年左右绝大多数的批评仍然是比较中庸的。当然,批评家们指出,这些机构追求的政策是资本扩张逻辑的一个部份,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不关心环境(此问题才刚刚开始得到估量),不加怀疑地认为“发展”有其“财富从上向下流淌使下层受益”的效应而会减少“局部小块的贫困”。然而,另一方面,开……去看看

新自由主义及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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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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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3期(总第42期)]  潘维洛,美国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陈闽,美国国际经营管理研究院(The American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Management)助理教授。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博士。  题记  “中国学”作为当今社会科学里的一门学问已日益引起西方学者的兴趣。这不仅由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有其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吸引着许多西方人,更重要的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成了共产主义大国,迫使西方人十分注意它的发展,尤其是自1979年改……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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